最近大陆三位官员的连续自杀引人瞩目，但从网上反应来看，同情者寡。这并不令人奇怪，近些年来中国老百姓“仇官”心理越来越严重，但凡官员出事，总会有不少人认为是“因果报应”，总会认定这些出事的官员不是贪污了就是做了其他见不得人的坏事。
加重民众灰暗心理的是政府的“沉默”，面对官员自杀，政府方面多数时候不回应，实在被逼急了，说法不外乎“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人们会将出事官员与他（她）出事前的行为联系起来看。例如浙江奉化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自杀前5天，其主管辖区内的锦屏街道居敬小区29幢居民楼倒塌，导致1死6伤。此豆腐渣工程是怎样建起来并通过质量审查的？人们当然有自己的各种联想。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自杀后，尽管相关方面一点说法也没有，坊间的揣测却不少。此前不少媒体在报道信访问题时，就批露过地方政府到上级信访部门花钱销号的现象。长期呼吁取消信访的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在微信里分析了“信访部门为何成为腐败重灾区”的三点原因：首先是自从2004年来因信访排名通报一票否决，信访部门扩权成为实权部门，为其寻租提供了可能；第二，信访问题与维稳绑在一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信访部门拒绝各种监督提供了借口；第三，处理信访案件的经费许多属于特别列支，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方便。
而“打黑英雄”、渝中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瑜自杀后，@平安渝中的说法是：“经调查，周渝患糖尿病多年，长期注射胰岛素并引发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近期又查出患有重度肝硬化，情绪低落，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
但坊间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在王立军主持重庆打黑时期，周瑜可没有流露一点“悲观厌世”的想法，反而有突出的表现。2010年4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召开三项主导业务、打黑除恶、灭枪治暴表彰大会，渝中区公安分局等10个单位，周渝等20名个人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章。重庆事变后，昔日“重庆打黑”中一些违背程序的过激行为被低调纠正，“以前打黑时冒尖得势的警察，现在很多受到同事和朋友的冷落。”周瑜的“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恐怕与此有脱不开的关系。
除了徐业安，近年省部级官员自杀的还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李福祥等。自杀时年仅47岁的李福祥是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之一。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级政协主席。
有媒体曾做过统计，自2000年至今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自杀的官员，涉及党委、政府及交通、政法、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系统，级别纵跨科级到省部级，其中以科级与县处级占多数。自杀的方式多采用跳楼、自缢等方式。
在心理健康问题上，不独官场，各行各业均存在。但是唯独官员自杀，难获得民众同情，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就以上提到的三位自杀官员来说，很多人会认为他们拿了不该拿的钱，干了不该干的事。许多迹象也佐证了民众的猜疑。
体制有漏洞，但是个人应有做人底线。所以有“枪口抬高一尺”的说法，有“良心高于一切”的说法。体制中人固然有许多无奈之处，很多时候只能遵令行事。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不能违法。昔日重庆打黑期间的刑讯逼供，此次黑龙江建三江警察殴打律师，就明显逾越了法律和做人的底线。
逾越底线的官员和警察，给人带去额外的痛苦，也就必然遭人额外的痛恨，待其出事之日，难获同情也是意料之中了。此时出事之人，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体制，他们应该反省自己的人性之恶。
（百度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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