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选题会，有编辑报告“某地一官员被发现坠楼身亡”，问要不要跟进。领导答，当然可以。随后又补了一句，不过不用查也知道，肯定是抑郁症。
果然，一路核实下来，当地宣传部门给出的说法是，“据某某的亲近人员介绍，其生前患有严重精神抑郁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凡有官员自杀，十有八九是“抑郁了”。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回应官员自杀的“通用口径”。但是，这种情况多了，“原因”显得更像“借口”，人们也不大相信了。
非正常的官员自杀率
据《经济观察报》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至今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中国青年报》的另一项统计显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自杀死亡的超过4成。
当然这个数字并非全部，仅就笔者所见，一些被公开报道的个案，并未被纳入统计者的视野。所以，这些“不完全统计”，并不具备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相对于全国这么多官员，这个非正常死亡率可能并未达到平均数。但在公开报道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中，自杀率却高得出奇，无论是“大部分”，还是“超过4成”，都大大超出了社会平均自杀率。
近期，更是频繁传出官员自杀的消息，引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4月7日，重庆警方确认，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4月4日晚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被认定为自杀。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4月10日传出消息，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4月8日上午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这些自杀的官员，涵盖基层街道干部，到中央机关高级官员，而且与热点事件有一定关联，更引发强烈关注。
官员自杀率不仅奇高，而且在结构上也与国人总体自杀形势有很大区别，这就让官员自杀带有了明显的“职业特征”。比如，社会总体自杀率在下降，但官员自杀数量却快速增长；普通自杀者以老人、青少年为主，官员自杀者却多是中年人；普通自杀者女性居多，但官员自杀的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
很明显，这些特点是与官员的身份特征高度吻合的。而有关方面在公布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患有严重疾病”、“长期受抑郁症困扰”等。
其他原因的非正常死亡
除了自杀，官员非正常死亡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仅次于自杀的死因，是喝酒和意外事故。这两个原因，也带有比较鲜明的“职业性”。
意外死亡中，比较轰动的是2013年4月7日河南省新密市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死亡的5人都来自河南陕县，分别是县政协主席李会斌、县政法委书记曹冠军、副县长伍春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中平和县旅游局局长杨秀琴。
酒后死亡引起中央关注并被通报的，是黑龙江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接受陪酒“喝死”人事件。2013年7月23日，付晓光带领亲属前往镜泊湖风景区旅游，景区所属的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党委书记及局长在景区鹿苑岛宾馆公款宴请。第二天，该局党委书记被发现在宾馆房间内死于心脏病。付晓光因此被留党察看一年，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除了“陪酒死”，也有官员把自己“喝死”了。2013年7月10日，安徽颍上县红星镇一企业主到县国土局“请客”，地籍股副股长王某联系副局长周继培、办公室副主任闫颍等5人参与吃饭。席间，国土局4名干部共饮用白酒4瓶。饭后，参与饮酒的闫颍开车送“喝多了”的王某回家，误驾车回到自家休息，将王某遗忘在楼下车里。当日下午4点半，王某被发现时已因高温中暑脱水死亡。
这些因意外死亡的官员，如果未发现有违法行为或其他问题，就可能得到来自官方的抚恤、慰问甚至嘉奖。喝酒“喝成烈士”的事例，过去已经发生过不止一起，也曾引起公众较大质疑。
其他“非主流”的官员死因，还有遭遇凶杀、劫杀等。相比之下，官员因严重犯罪被判处死刑的风险已经越来越低。单纯的经济犯罪，基本上可以“免死”。近期唯一的例外，是河南省永城市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他因强奸、猥亵儿童的严重刑事犯罪被判处死刑，2013年6月18日被执行死刑。
当然，还有一些官员非正常死亡，官方并未给出确切说法。
当官确实“有压力”
按照常理，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如果不是罪大恶极，是应该得到同情和体恤的，至少不应该调侃或幸灾乐祸。但是，我们看到，对于官员意外死亡，能够收获同情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质疑，或者调侃。
比如，官员自杀后关于抑郁症的解释，就遭遇了普遍不信任。人们会问，为什么官员得抑郁症的这么多？这一结论是如何做出的，有没有相关治疗证明和精神鉴定证明？是真“抑郁了”，还是随便给一个借口？
官员是传统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不应该成为秘密。信息公开及时透明，不仅能打消公众疑虑，也能让一些确实没有违法违纪的官员，死后落一个清白，不至于造成普遍的“误伤”。
官员也是人，也会有各种压力，也可能因抑郁而自杀。比如北川地震后自杀的多位地方干部，其承受的精神和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出现抑郁症状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们不仅应该同情，还要有制度性的歉疚和补救措施，加强对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
当然，也不排除所谓“抑郁”的官员是因为存在违法犯罪问题，以自杀来逃避调查和司法追究。虽然因为贪腐被判处死刑的几率已经非常低，很多违法犯罪的官员也罪不至死，应该不至于如此“脆弱”畏罪自杀。但按照官场惯例，有污点的官员即便已经被盯上，如果在调查期间死亡，那调查一般都会撤销，发现的问题也不予追究。这样就可能出现“牺牲我一个，保护一大片”的情况，不仅自己的“名节”和财产保住了，也保护了贪腐利益链上的上下线。这样的官员，不仅不会被追究，还会获得利益共同体的关照和感激，这也是一些官员不惜以死脱罪的动机。
用透明给官员减压
不过，虽然有这样滥竽充数的“抑郁症患者”，但官员群体承受巨大的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创办者徐培基在2008年曾主导完成了一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这份未公开发表过的报告指出：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
《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
贪腐者面临东窗事发的风险，所受压力不言自明；即便一些“清白”的官员，浸淫官场、迎来送往，也要承受“职业性”的压力，比如喝酒陪酒、陪游陪玩等，都增加了官员意外身亡的风险。另外，官员还有升迁考核的压力、揣摩上意应对官场潜规则的压力。
一些官员随波逐流甚至乐在其中倒还罢了，如果有人还有一点理想主义和个人追求，就可能产生处处碰壁的压抑感。而官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很少有倾诉和减压的渠道，一旦遇到某种触发因素，不堪压力自杀也不是不可能。
从以上分析可见，很多官员有压力，并不是因为权力受到严密监督的“当官不易”，而是因为自身贪腐弄权、钻营算计或者疲于奉迎、吃喝应酬造成的，这种压力不仅不正常，而且对社会有毒害，长久以往，会破坏政府部门和官员整体形象，还会让一些官员性命不保、身败名裂。
因此，给官员减压，从根本上还要权力运作透明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一心为公众服务的官员可以轻松起来，官员所受的压力仅来自未能服务好的民众。这样不仅政治可以更清明，也有利于领导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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