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自贸区会禁止大妈跳舞吗？
似乎全世界都无法阻止中国大妈跳舞了。从小区的广场，到上海南京路的街头，伴随喧天的音乐，一群群大爷大妈带着十足的自信，为大家展示着自己对文艺的理解，捎带着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从此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别人似乎并不买账，泼粪、鸣枪、放藏獒……甚至上海成立自贸区，就有网友发问，“自贸区禁止大妈跳舞吗”。
大妈们跳舞看似无可厚非，但实际上是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侵害。时代发展到现在，保护私人隐私和私人空间已成大家的共识。比如偷窥别人的隐私，就会遭到指责。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个人的隐私空间也不能侵害公共空间。毕竟，公共空间不是自家的卧室，自己不惧于展示，还要考虑别人是不是欣赏。
很难想象如果中国大妈们在美国遍地开花到处舞动是什么结果。估计被居民投诉、被警察制止的可能性较大。在纽约有专门制定的噪音法，根据规定，居民区噪音不能超过45分贝。如果在公园举行大量的人参加的活动，更必须遵循噪音控制的规定。西方的咖啡馆、饭店、图书馆等公共空间，都显得更加安静，也令人愉悦，就在于每个人都能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不能让自己的声音干扰到别人。
也许有人能够欣赏大妈们的音乐和舞蹈，但是，即便对自己的音乐和舞姿无比自信，还是要注意自己是身处公共场所。这个空间是大家的，不能把自己想象的美好强加到无辜的、不能欣赏这种美好的人身上。如果习惯不容易养成，靠道德的说教无法服人时，是否大家约定一个方法，通过城市立法的形式把尊重他人的原则确立下来呢？在这种原则下，我们不偷窥别人的隐私，也不要拿自己的隐私去骚扰别人。
我们期待，终于有一天，这个世界能安静下来。
《新浪网》：广场舞扰民应以民事侵权追责
高音炮“还击”广场舞，本质上仍是丛林法则式对抗。在这类群际冲突爆发之际，当地政府部门及时采取技术性手段，化解权利冲突，是必要的。实质上，在广场舞动辄引发泼粪、放藏獒、鸣枪等极端对抗的情况下，不少地方都采取了对症治理方案。但也要看到，很多事后性行政治理带有一定的应急意味，与构建成熟的社会管理体系有距离。要规避广场舞扰民，说到底，还须置于法律视角下去求解。
中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已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它不问侵权人实施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只要侵害了他人民事权益，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在侵害主体上，扰民广场舞者存在构成共同侵权的可能性。即使有广场舞者是路过利用“打酱油”闲暇跳上一支，也并非有效的免责事由。因此，无论扰民广场舞的场所是公园，还是私家庭院，只要周边居民休息权受侵害，即可起诉寻求法律救济。司法部门也该依法溯责，而不能以“息事宁人”态度待之。
广场舞扰民，本质上，也是在制造噪音污染。依据中国《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规定，以居住为主的区域，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夜间不能超过45分贝，而社会生活噪音的管辖、查处主体是公安机关。若广场舞分贝超出这标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有关部门完全可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而受害居民也可依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第61条规定，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所以说，应对广场舞扰民，无论是民众还是有关部门，都应更多地采取法律手段。
《中国青年报》：当“广场舞”成了噪音公害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3月29日下午，在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后，温州市区松台广场上空不断地回荡着这句话。声音是从松台广场对面新国光商住广场C幢4楼平台发出的。平台上架了6个大喇叭，正对着松台广场，目的就是对抗不堪其扰的广场舞。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警告声”一直播放到傍晚5点多。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
眼下，温州的高音炮，虽属于“功能型武器”，实在也是不得已之举。据说去年10月，在业委会的牵头下，温州新国光商住广场600余位住户一起出钱，凑了26万元，买了一套扩音设备“还击”广场舞音乐。这份“齐心协力”，比交物业费爽快许多，也足以窥见两者之间的纠葛之深、“广场舞”的扰民之烦。
地方部门也没闲着，今年年初，温州鹿城区还发布了“广场舞公约”，并由公安、环保、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只是，这就像猫抓老鼠的游戏，执法人员来了，大妈们就调低音量，走了又调高了。跳舞也是合理的民生需求，噪音则是明显的污染，地方部门也管了问了，但这样的症结还是悬而未解，究竟谁该对此担责？
于理而言，跳舞的太吵，自然理亏在先，至于拿高音炮“以暴制暴”，也难以契合程序正义。但我们不妨从下面这组数字来窥视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事实：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
禁止与对抗都不是办法，舞还得跳，但又不能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公共服务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去协调好两者间的矛盾。
《新华网》：温州还击“广场舞”的“高音炮”已拆除
“呜－呜－呜……”3月29日16时，温州市中心区松台广场对面的高楼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惊悚的警报声。一群正在广场上引吭高歌卡拉ＯＫ的人皱起了眉头、歌喉哑然；一批准备晚上去high广场舞的大妈们闻讯，不得不临时取消了每天雷打不动的活动。
警报声来自广场对面“新国光大厦”小区C幢4楼平台，那里有6个大喇叭组合成的高音团队一齐朝着松台广场方向播放。警报声过后，传出一段字正腔圆的男声：“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刺耳的警报声与语音播报循环播放。
原来，这是业主委员会垫资26万元买来这套“声波武器”来“还击”松台广场的广场舞噪音。业委会主任吴先生说：“我们为的是让‘新国光’的广大居民们有个清静的环境，以后他们放，我们也放。他们不放，我们也不会放。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面对不同诉求者矛盾的升级，为了进一步规范广场文化活动，倡导“健康、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今年1月21日，在鹿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公安分局、城管与执法局、区环保局等单位组织广场歌、舞的民间团队及个人，签订了《鹿城广场文化活动公约》。其中约定：每场广场文化活动的时长控制在2小时之内，每日活动的时段为7时－12时、14时－21时。白天平均音量不得超过60分贝，晚上不得超过45分贝。同时，政府还成立了监控和管理广场噪音问题联合执法组。
《中国新闻网》：“大妈”去哪跳舞政府应有作为
广场舞简单易学、欢快热烈，融健身与社交于一体，受到群众喜爱并不奇怪。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老龄社会的到来，参加公共健身活动中的群众越来越多。然而，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已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健身和安居之间的矛盾，折射出公共健身场地建设和投入的严重不足。
目前，城市体育健身场所除了专业运动场馆和经营性健身场馆之外，能够满足群众健身的场所大多是居民小区或公园、路边的小广场、空地，甚至是稍宽的人行道。相对于新建社区，老社区规划不合理、体育场地匮乏的现象更加突出，一些地方尽管尝试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和部分单位健身场地，但在实际中却并不尽如人意。
2005年11月，原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的《城市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以及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都对城市社区体育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等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城市新建和改扩建社区，要提供满足居民体育健身需要的公共用地和设施。但是大多数城市在社区的建设规划中，并没有将体育用地和设施作为硬性指标加以落实，各级政府用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十分有限。
“大妈”该去哪儿跳舞？实质上不是“大妈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各地政府应当着力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政府依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做到体育用地与城市规划同步，有效增加公共活动空间，才是消除“广场战争”的根本之道。
《钱江晚报》：妥协与共享，才是“广场精神”
无论是广场舞还是高音炮，其特征都是高分贝的噪音占领整个广场，把“安静”驱逐出每立方厘米的空间。噪音和“安静”，本质的区别在于，噪音是排他的，是有攻击性的，有我无你。一方使用噪音，不用的一方受害，双方使用噪音，两败俱伤。而“安静”没有攻击性，不排他，互不干扰，你活我也活，双赢，都赢，没有输家。“安静”是妥协的、共享的。不会有人向一个在公园一角安静读书的人提抗议，说你太安静了，影响到我了。安静是一种自由，一种不打扰他人、不剥夺他人自由的自由。噪音也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只能我自由，你不该有自由的“自由”。广场舞和高音炮，都是排他性的自由。
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在三种空间里度过，一是单位，二是家中，三是公共场所。除去购物、看病、下馆子，老年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公园和广场。三种空间，其实是三种人际关系。相比之下，人们更习惯或善于在单位和家里与他人相处，而不善于在公园和广场生活。
从被管束的地方来到充分自由的地方，往往不知道如何享用自由。我们缺乏在“广场”上和谐相处的传统，即公共生活中互相妥协、共享的精神。经济发展了，城市硬件越来越洋气了，广场建得越来越多了，但没有相应的“广场精神”，当不同人群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习惯性地捡起了“斗争哲学”，不同的只是，赖经济发展之功，斗争的器械与时俱进了。于是，广场是开放的，可供自由进出的，但人的内心是不自由的；没有自由的人把广场变成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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