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成了袁贵仁的心头重压之事。
对这位教育部的掌门人来说，现年64岁的年龄已经接近高级干部的退休红线，教育系统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3月9日他出席全国“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外表示，目前正加紧论证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初步意见。
还不到半个月，袁贵仁的同事、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就对外透露，中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外界以“双轨制”来称呼这次改革。但这显然不是改革的终点，异地高考、教育公平、自主招生等诸多问题还摆在袁贵仁的面前。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袁贵仁亲身见证、参与了高考制度的历次改革，现在，他和教育部一起，站在了改革的门槛上。
被改变的命运
就在袁贵仁参加“两会”的人民大会堂里，三十多年前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大事。
1977年8月4日是一个星期四，早晨起来，袁贵仁如往常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活。他当时在安徽省固镇县王庄中学和五七大学任教。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刚刚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
这个决定被印在红头文件上层层下达，最终传到了固镇县里。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小县城开始涌动着一股新的希望。27岁的袁贵仁准备参加高考，北京的那个决定，成为袁贵仁的人生拐点。
对这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那一年的中国，几乎处于历史的最低谷。事后有研究发现，在明朝鼎盛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制约国家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的匮乏，十年文革对中国高等人才教育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国家发展对人才的渴望与普通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在那一年集中迸发。人们扔掉了锄头，拿起课本。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在抢购教科书，买不到的人则走街串巷抄书、借书。“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3个月后的高考，成为中国高考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中断十年所挤压的求学欲求被释放出来，570万考生报名，争夺27.297万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高达29:1。为了满足试卷印刷的用纸，中央还特批，调用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印刷用纸。
在激烈的独木桥竞争中，袁贵仁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专业，之后，又攻读了硕士学位。就在袁贵仁醉心大学书海时，中国的高考制度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1978年，正式明确了文理分开考；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对外语的重视也越来越大。1980年，外语考试成绩按照30%的比例计入高考总分。两年后，这一比例又增加至70%，1983年，外语成绩全部计入了高考录取分数中。$nextpage$
破“双轨”，扩招生
袁贵仁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是1984年，他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担任哲学系的教师，随后又升任哲学系副主任。
就在他毕业的第二年，中国的高考制度进行了一场对后来影响巨大的调整。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大学生由吃“皇粮”变成了自掏腰包。1997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们，开始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学费也由此开始逐年上升阶段，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到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开始收取学费，标志着招生并轨改革的落幕。
当自掏腰包上大学的年轻人们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时，学校领导已经换成了袁贵仁。他们的这位学长从1996年开始，担任这所学校的党委书记。这位学习哲学的教育工作者，最近几年，开始频频听到“高考状元”这个词语，只是这些状元们大多被北大清华抢走，很少有在北师大校园里出现的机会。
高考已经成了一座独木桥，成为许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身处高招前线的袁贵仁深切体会到高考对中国人才教育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氛围之下，学生们大都成了学习机器，社会上对“应试教育”的批评与反思也愈加激烈。
正因为竞争如此激烈，任何能够为高考加分的可能性都被发掘了出来。高考移民也开始出现。一位1996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曾回忆，班上一名应届文科女孩子，成绩经常倒数，高考前“移民”到了新疆，连身份证上的民族信息都换了，最终考上了重点本科。正因为高考变得如此重要，七月里的高考时间，成了许多家庭里“天大的事”。1995年前后，开始出现了“陪考”现象，并在日后的高考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普遍，高考成了“天大”的事。
如何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以及扩宽“独木桥”的宽度，成为当时高考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1999年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袁贵仁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的同时，也开始担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兼教委主任。高考改革的消息和文件，不断被送到他的案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北京大学等400余所高校进行了网上录取试点工作。全国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中，广东率先实施“3+X”高考科目改革试验方案。“3”是语文、数学、英语——这是必考的；而“X”则是在政治、化学、物理、生物、历史等科目中选择。在当时，这种高考选拔模式，被看做是引导中学教学走向素质教育的重要改变。
高考的考试时间，也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1999年12月18日，教育部决定2000年1月19日~21日在北京、上海、安徽三地市进行春季高考的试点。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进程，从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招生人数逐年上升，到2002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275万人，增幅高达154.6%。最后这一项改革，成为中国高考高招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制度。
放权改革
袁贵仁很可能听过段永忠这个名字。1979年，袁贵仁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就读两年后，段永忠也被北师大哲学系录取，成为他的直属师弟。但是这个直属师弟入学刚刚3个多月，遇到了麻烦。一封举报信从老家寄来，揭发他在报考大学时隐瞒了已婚的事实。
1979年是段永忠第二次参加高考，如果他在1978年考上大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正是从1979年开始，中央决定对大学招生对象进行限制——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且未婚。年龄尚有缓和余地——为了不埋没人才，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人才，经单位证明可放宽到28岁，但已婚的段永忠却只能面临被清退的决定。
2001年，段永忠的师兄袁贵仁被调到了教育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进入部里后，正赶上高考高招制度进行新的改革。很快，教育部做出决定，对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条件进一步放宽，其中规定“取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的限制，报考普通高校年龄、婚否不限”。
3年后，50多岁的段永忠给北师大的领导写信，再次提出重回校园的希望。这一次，北师大的校领导决定允许他作为旁听生免费听课，恢复他中断了25年的大学之路。
也就在段永忠为大学梦纠缠之时，中国的高考改革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再一次进入快车道。
2003年，因为“非典”，正常的教学、招生秩序被打乱，教育部门决定改变每年7月7日高考的传统，提前一个月进行。同一年，全国统一命题的制度被打破，北京、上海试行高考自主命题，第二年，重庆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此后，自主命题的省份不断增多。全国统一招生的格局松动，教育部下放招生权，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这个权力在之后的高招过程中，进一步下放到高校手中。高校自主招生权扩大的另一个指标是规定高考体检标准也改为指导性意见。
袁贵仁一直参与了之后的高考改革。他的办公室也一直在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的大院内变化。在教育系统工作、学习了四十多年的他，于2009年出任教育部部长一职，也因为他对教育系统和高考问题的熟悉，被外界寄予改革厚望。
2012年，袁贵仁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终结了长达13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运动，要求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保持稳定。也是在袁贵仁的任上，外语的权重在高考中出现了下降的可能，决定为英语热降温。
但较之民间的呼声，这些变革还显得太慢了。异地高考如何破题？高招模式能否改变高考独木桥的现状？高校要不要实现彻底的自主考试、自主招生？种种问题，都摆在他的案头。对这位因改革开放契机实现大学梦想、最终改变自己命运的教育部长来说，许多从他参加高考之时就存在的制度设计、陆续显现的高考问题都需要他来推动变革。
他曾经因为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他所领导的教育部能否实现外界所期待的变革，将对更多人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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