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高考变迁中，可以看见更清晰的社会变化。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众多丢下锄头重新拾起书本的年轻人，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2001年，报考资格中要求“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的规定被取消，高考中的白发甚至是父子考生，成为报道热点；2004年，多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试点，高考命题开始成其为一件饶有创意、甚至或多或少包含竞争意味的事情。在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公开表示，中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这将是怎样一个风向？
分类高考的象征意义
如同此前传出的高考不再分科、英语或一年多考的高考改革声音一样，分类高考模式不仅力度很大，改革象征意义尤其不容低估。
按照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的介绍，所谓两种高考模式，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指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技术技能型有三种人，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鲁副部长解释说，之前的职业教育只讲技能，但技能需以技术为基础。同时，一个背景是，近年来中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矛盾，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
尽管叙述稍稍显得繁琐，其中释放出来的信息与风向不言自明：以前大而笼统归于高考中的职业院校招生，此后将被单独列出，领受格外眷顾。如果说过往的高职招生状态还留于“文化测试偏难、技能测试偏易”的尴尬境地，那么分离出来的专门技能型高考，直接效应就是为高职院校招收到更合适的学生。与此同时，相随政策推行下的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数量迅增的高职院校，以及它培养出来的系列技术技能型人才，必将弥补当前市场对于该类人才极度匮乏的现状，强力“中国制造”转型到“中国智造”。
对于技能型高考的“破旧立新”，宏观改变足以想象，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高考意义的原点，重新发现的东西或许更多。在漫长的推行时间之后，当下的高考正在招致前所未有的评点乃至指责，诸如它自身的种种弊端，诸如它所带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状。但即便经由种种争议，一个常识依旧是，时至今日，就算社会的公平体系正在面临挑战，高考依旧是一种“最不坏”的公平制度，是社会阶层能够向上流动的不多渠道之一。
正因如此，倘若进行宏观观察，即将推行的两种高考模式，其意义尤其在于助推高考自身价值的恢复。现在中国大学推行的通识教育模式的形成，虽然有着历史性的缘由，亦习惯于宣称培养具有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但此种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并无严格区别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校园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当读书无用论、毕业即失业论甚嚣尘上，它也是高考社会流动功能减弱的直接反映。如果培养模式被区分开来，职业教育被重点提出，愈加与社会合拍的培养必将带来大学就业形势的改观，社会性的流动自然会加速。
分类高考的现实效果思量
从逻辑上分析，分类高考改革所带来的加速流动效应，是可以想象的。但倘若置之于现实，这样的效果兑现可能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光明日报》的文章表示，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的说法，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未来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技术工人，“如果技能型高考的实现能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不匹配，大学生就业难题或将得到缓解。”
同时丁大建也指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从分类高考改革转变为技能型大学生的良好就业状态，还必须迈过“两道槛”。第一，从学校角度而言，办学应更遵循市场规律，办出个性和特色，与产业发展对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第二，要变革报酬体系。职业化的社会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摆脱现有的等级化人才观，按照职业特征由市场配置薪酬——但很显然，不管是两点中的哪一点，都没有揣测中的容易兑现。
按照教育部自身机关报《中国教育报》的说法，实行两种高考模式分流之后，高考整体面临的压力可以减轻，高中和大学的课程和教学设计，可以“因材施教”，更贴近学生和社会需求，这是“两种高考模式”为教育争取到的空间。但这一空间要真正为学校所用，仍然需要宏大体制实现某种突破。只有走出现今高职的困境，改变技术技能型大学在高校系列中的地位，让从事技术工作的毕业生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和人生机会上获得平等待遇，技术技能型高考才能脱离“边缘”地位，亦迎来技能型大学生现实就业的春天。
教育学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简单将高考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学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同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空心化，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都与社会发展脱节，很多学生毕业后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普遍匮乏。“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考试、人才分流，这样高考改革探索才能获得成功。”
归结起来，不难得出结论，从长远而言，伴随着经济转型的加快，技能型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应该会呈现出良好的状态，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有几个现实的前提不可或缺。
一则，分类高考带来技能型大学生就业状况向好，这需要整个社会消除对“技能型人才”乃至是对“高职”习惯性的低看心态。倘若此种舆论氛围无法改观，起码会令不少学生怯于报考。或者说，仍然会像现在一样，高职院校会成为低分考生或者家境贫寒学生的集中报考地。
二则，要提高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内在评价与态度，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并且让技能型人才能够实现自由流动的上升空间。如此现实的制度安排不会自发地形成，必须依赖于国家计划或行动进行助推。
三则，攸关重要的一点是，高职院校本身的培养质量要提高。高考改革政策的倾斜，甚至是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不会直接带来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变好。更重要的在于，高职院校要通过自己到位的培养模式，让学生真正成为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对市场需求一样要有敏捷的观察力，致力于培养出市场中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如此，高职院校毕业生才会真正成为“抢手货”。
正因如此，对于分类高考的一个谨慎性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春天不会这么快来临；从两种高考模式转换为现实职业教育的推行力，道路尚且漫长。它要面对整个社会对于职业教育“低看”的态度；高校本身的转型也要求是一个触及灵魂的过程；曾经多是低分或贫寒考生就读高职院校的状态，必须被改变。这些都是需要被正视的问题。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