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枫韵幼儿园和鸿基新城幼儿园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给幼儿集体喂服处方药“病毒灵”，此事因家长无意中得知而曝光，震惊了全社会。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是：长期欺瞒家长、罔顾儿童健康、组织群体服药的幼儿园，并不只有西安的这两家，在吉林、湖北、安徽、广东等地，也不断爆出相似案例。这证实了许多家长以及幼教人士最初的担心：幼儿园变成了“药儿园”，这不是孤例，也不是几名院长、医生和老师不负责任、卑鄙下作那么简单；在幼教服务领域，恐怕相当数量的从业者对此早都心知肚明，他们中的一些甚至默默遵循和推广着这样的“隐规则”。
把毒害当养育，多么可怕和无耻的行径，却在公众眼皮底下每日上演。我们的社会，为何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出勤率”之祸
根据西安警方的调查，两家涉案幼儿园在册幼童约1455人。幼儿园从2008年11月开始，通过冒用医疗机构名称等办法，从4家医疗批发零售企业，分10次购买了超过5万片的病毒灵（盐酸吗啉胍片）。老师骗孩子吃下不该吃的药后，还要求孩子们向家长保密。服药的成本不能像幼儿园里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一样，追着家长要钱，那么幼儿园又为何如此热情地自掏腰包，组织孩子们大规模服药呢？
从警方的结论来看，如此骇人听闻的违法违规，目的竟然只是为了提高幼儿出勤率，以增加幼儿园收入。
是的，出勤率与幼儿园以及老师们的收入，是直接挂钩的。
《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含一半)的，按保教费、住宿费缴费额的50%退还；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缴保教费、住宿费。”在实际操作中，又多约以10天为界。孩子闹病，治疗加休息大多需要一个礼拜，家长索性再请几天假，凑够10天便可省去不少保育费和住宿费。幼儿园发现这个规律后，想方设法提高“出勤率”，在其他软硬件都没有多少改变的情况下，给孩子大量吃药，像控制小白鼠一样求得“平均健康值”的提高，就成了一些利欲熏心的幼儿园经营者的选择。他们显然故意忽略了长期服用处方药对儿童身体健康的损害。
职业道德去哪儿了
在自我保护能力最弱的孩子身上，用威胁安全的方式榨取经济利益，这是践踏底线的行为。正因为这样，事件爆发以后很多评论马上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去哪儿了？
但是，就像医生不能仅凭发表一个“希波克拉底誓言”，就自动具有了救死扶伤的良知一样，幼儿教师也并非天然就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较强的自我约束力。我们反而从“药儿园危机”中看到一个事实：从一开始，有些经营者投身幼教领域的目的就是金钱。
据报道，枫韵和鸿基新城两家幼儿园，法人相同；虽是民办幼儿园，但都挂靠在宋庆龄基金会名下；枫韵幼儿园还被评定为西安市一级幼儿园。从学生规模和收费标准可以看出，它们绝非条件简陋、身份暧昧的“黑园”可比，这也是众多家长长期信赖园方、没有注意到不法行为的主要原因。“喂药事件”爆发后，“宋庆龄基金会”的名头很快便被从幼儿园外墙上颇有炫耀和招徕性质的标语中铲去了，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也强调，没有参与幼儿园的投资和办园等业务活动，只对其进行“指导和监督”。而如何指导和监督的，则语焉不详。
利用宋庆龄基金会和幼教事业天然的联系形成招生优势，现在却又想抹干净二者之间的关联，这让公众再次看清一些带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在公益领域不光彩的角色；也让人们再次叹息，舆论和法律，在这些角色以及它们活跃的领域里，严重乏力的监督能量。到现在为止，媒体能够确认的只是，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名下一共挂靠了4家幼儿园，这4家幼儿园每年向基金会交纳“象征性”的费用。但是，“象征性的费用”到底是多少、又通过怎样的渠道收取；收取之后流向哪里；“主管”基金会在背书了幼儿园的信誉后，有没有以及如何监督这些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挂靠机构”，公众俱不得而知。
事件爆发后，有一种传言，说出事幼儿园的负责人有某区政府领导的“背景”——随后被相关部门否定。但是，人们产生这种怀疑的原因很明显：在很多城市，众所周知，幼儿园绝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办就能办的；需要与政府许多部门都有深厚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执业资格；而一旦获得资格，就等于拥有了某种保护。枫韵和鸿基新城两家幼儿园的法人孙雪红，在社会上有“协调能力强”的口碑，正是许多民办幼儿园经营者擅长做某种“关系维护”的写照。也是这种“能力”，使人们猜测他们常常可以逃脱本来就不算严格的监督。
这种“超然”地位，也让幼教领域里，家长的监督、社会的监督，甚至其他从业人员基于职业道德的规范与监督，都变得无足轻重。实际上，幼儿园的教师也好医生也罢，在自己服务的这条大船上，如果不遵从经营者唯利是图的目标，随时都可能被抛弃。金钱的压力和价值观，被迅速传递给了幼儿园老师和保育员。鸿基新城幼儿园一位教师事后透露，自己一开始也反对给孩子们“喂药”，但很快就在压力下被同化了。而随西安之后被曝光的吉林芳林幼儿园和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等案例，从相同的出勤率考评和相同的喂药手段可以看出，这些“药儿园”患上的，都是相同的病症。
把羔羊交给狼？
最让社会不能理解的是，中国对于幼儿园人员和设施，以及处方药使用，都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办法，但幼儿园喂药事件却无情揭露了一个事实：在最应该小心谨慎的领域，监管完全失守了，法律沦为空文。
校车安全危机、校园虐童案、幼儿园装修危害……“药儿园”事件，是在家长们被种种危机感、焦虑感和无力感折磨的心理上，添了最后一根稻草——引发的暴躁和对抗，可想而知。
当第一位家长对孩子偷偷从幼儿园带回的白色药片产生怀疑，几乎就意味着和他（她）相熟的若干家长面临同样的恐惧；接着，因为对整个幼儿保护体系同样缺乏信心，所有家长会迅速达成“怀疑共识”，上门理论追究责任，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求得真相，甚至不惜采用聚集、堵路等非常手段……社会成本的另一体现，是无论教育、卫生、公安等部门再做怎样的安抚善后，也无法避免质疑和对抗，公信力进一步受挫。显然，这是此前种种渎职、疏慢甚至有意蒙蔽、沆瀣一气的必然结果。
“药儿园事件”的爆发，虽然不可思议，但逻辑却非常简单。尽管法律法规早有明确规定，托儿所、幼儿园的保健卫生人员必须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执业许可证，且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等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幼教服务完全处于卖方市场的前提下，家长把孩子送入收费昂贵的幼儿园已属不易，又怎么可能对其“质量”提出更多监管要求呢。
而民办幼儿园从开办到营运，自始至终被视为经济体，公益性质模糊。主管单位和执法部门，更容易把它们理解为经营实体，监管手段也主要靠发证、罚款、取缔这样的以经济杠杆为核心的工具，严重缺乏培育、监督和服务。以西安市为例，据西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透露，民办幼儿园占全市幼儿园总数的81%，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西安建立了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对达到基本办园标准的各类幼儿园按在园幼儿人数，以200元/生/年标准补助公用经费。这极大地刺激了民办幼儿园扩大规模多招生，以及保证出勤率的热情。但是，幼教服务的基本规律，比如就近招生、规模灵活、因材施教、注重安全等要求，则被轻易地忽略掉了。
严重违反《处方管理办法》，乱开药乱喂药，已涉嫌违法。但是事前事后，幼儿园以及相关责任人都对喂药事件的后果缺乏认识，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对儿童健康和安全隐患的无知。实际上，虐童事件可能很容易被察觉，相比之下老师组织孩子集体吃处方药更隐蔽，药物副作用因人而异，更不易察觉，从某种程度上，这比暴力虐童更可怕。而枫韵幼儿园等违法经营者，仅凭一纸医师资格复印件，就能神通广大地大批量购进处方药。药物滥用却能够轻松逃避监管——这是孩子们身边比几个缺乏责任心的老师更大的隐患。
一位法学教授曾发表评论，中国现行刑法中没有虐童罪，无论如何虐待儿童，都不会是虐待罪，因为虐待罪只适用于家庭。法律缺失，确实使得我们在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尤其是虐待幼童犯罪时，显得依据不足，但是，从更普通而广泛的生活来说，“喂药事件”反映出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从教育、卫生、民政、公安等部门的管理方式，到司法、执法的理念落实，都存在严重缺陷。这就如把羔羊送于群狼窥觑的荒野上一样，比什么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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