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再扩大，然后撞在一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同时吹起几个气球，最终就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随着各自业务的拓展，国内互联网行业的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业务重合点。重合意味着战争。“嘀嘀”和“快的”的打车恩仇录，成了这场巨头大战中的一次短兵相接。
烧钱，停不下来
对“快的打车”和“嘀嘀打车”来说，二者是互相掐着脖子迈入2014年的。
根据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打车APP市场监测报告》显示，经过大半年的拼杀，快的打车、嘀嘀打车和大黄蜂打车各自的市场份额分别为46.7%、43.6%和3.2%。直观的数字背后暗潮涌动：去年11月，快的打车完成了对大黄蜂打车的收购，因此快的同盟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极度迫近50%。
此前一个季度，快的打车的市场占有率还是41.8%，嘀嘀也只有39.2%。数字的变化勾勒出这个市场上的膨胀与摩擦，所有的能量在2014年统一爆发。
1月10日，刚刚完成C轮融资不久的嘀嘀打车宣布，乘客利用微信支付车费，每单奖励乘客10元、司机10元。1月21日，支付宝与快的打车宣布，用支付宝钱包付打车款，每单奖励乘客10元、司机15元。土豪请客打车，用户自然不含糊，一时间，除了享用补贴的好处，司机和用户还钻研出不少“一单吃两头”的“秘籍”。打车软件在马年春节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
春节过后，嘀嘀打车按照此前计划，调低了对乘客的补贴力度，从之前的每单10元减半到每单5元。不料，此举刚刚出台，便遭到了竞争对手支付宝和快的打车在微博上的无情嘲讽。媒体采访到的出租车司机也表示，在嘀嘀打车降低补贴后，使用嘀嘀打车的用户数量明显减少。
面对这样的局面，2月18日起，嘀嘀打车重新提高补贴力度。这次提价成为嘀嘀和快的第二轮烧钱的导火索。截至18日下午，嘀嘀打车将补贴额度提高到12～20元之间的随机值，而宣布“永远比同行高1元”的快的打车则将补贴额度定在13元。
打车软件的火热引来了监管部门的干预。1月29日，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和交通执法总队便联合发布措施，要求每辆出租车只能从嘀嘀打车、快的打车和原有的北京市96106叫车平台三种打车软件里选取一个安装，“旨在规范司机使用叫车软件行为，倡导安全驾驶。”
不过这项规定目前还只停留在行业自律阶段，并不具有强制性。2月23日，出租车司机唐先生联系完刚刚预约叫车的客户后，把手机再次固定在了支架上，一路上，手机里不停地传出预约和叫车的申请。“是接到了（只能装一款软件的）通知，可是我装了几款软件，谁能管得住呢？”唐先生说。
话虽如此，这则规定依然向我们展现出政策因素可能带来的隐忧。如果监管部门“逼着”出租车司机为打车软件“站队”，这就如同在电商轰轰烈烈的烧钱之火上泼了一桶热油：它首先烧死了中小规模的打车软件，促使行业更快地进入双寡头格局；又煎烤着两家参与烧钱的互联网巨头，迫使他们拿出更大的好处来“收买”司机。
垄断不垄断？
传统的经济学教材告诉我们，恶意竞争会拖垮参与者，有助于胜利者对市场进行垄断，独家提供商品、制定价格。有人因此担忧，嘀嘀与快的胜负分晓之日，便是打车软件垄断局面形成之时。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搞清打车软件的定位是什么。
打车软件能够让我们方便地叫车，并且用移动设备支付车款，可是我们在打车时真正需要的“商品”是出租车的运载服务，打车软件只是商品交易中的一个辅助品。垄断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垄断形成，消费者便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在定价上失去了决策权，只能任人宰割。
可是在打车这件事上，消费者能够轻松地找到打车软件天然的替代品——挥手叫车、现金支付。如果有一天，无论是嘀嘀、快的还是别的什么打车软件，在完胜竞争对手后将手中的“剔骨刀”挥向了用户，那么用户只要放弃掉打车软件，回归传统的打车方式就好了。
在互联网时代，新的商业模式被不停地创造出来，我们越来越难以用旧有的思维方式来度量企业的赢利点。以杀毒软件为例，免费杀软的先行者并没有走上“先占市场再收高价”的经营路线，反而将整个行业带入到了免费时代。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死。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使用打车软件叫车的你，在支付路费的同时还要支付一笔服务费——如同现在的电话叫车服务一样。这笔服务费是垄断带来的吗？当然不是。一方面，当你提出叫车申请并得到司机响应的时候，你同司机之间形成了一种专属的契约，服务费中的一部分奖励给了司机对契约的遵守。另一方面，你的服务费支付于出租车的稀缺性：因为出租车的数量少而需求大，导致打车难，你才愿意用预约的方法叫车，以保证自己的时效性需求——为稀缺的东西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是天经地义的市场准则。如果出租车满大街都是，随时一挥手都能停过来三五辆，人们也没必要预约叫车了。
近几年，国内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打车难的问题。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中为打车难现象总结出了三点原因：出租车绝对数量不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出租车相对数量不足，车辆空载、乘客又打不到车；出租车利益供给不足，司机收益低，有时宁可不出车，也不愿参与运营。
2013年2月8日，习近平视察祥龙出租车公司，强调要解决好打车难问题，可打车难问题解决起来依然存在难度。价格上涨了乘客不愿意，份子钱降了出租车公司不愿意，本来情况陷入了僵局，打车软件的出现等于是互联网巨头用自己的钱托举起了打车市场。
打车软件对司机的补贴提高了出租车司机的待遇，调动起司机拉活的积极性，弥补了利益供给不足的缺陷；同时打车软件用地理位置分享技术，轧平了出租车与乘客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车辆的空载率，弥补了出租车相对数量的不足。
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互联网企业，不是政府部门或慈善机构，但在这次打车软件的竞争中，他们无意间承担起部分政府部门的职责。
“收买”用户
有媒体统计，背靠腾讯这棵大树的嘀嘀打车在今年1、2月间的补贴总额为4亿元，支付宝的“小弟”快的打车的补贴总额也超过1亿元。但补贴再高，恐怕也难以形成用户的品牌黏性，一旦用户看不到补贴的好处，便会毫不留念地转投另一家。既然如此，为什么支付宝和腾讯还要动用上亿的资金来大打价格战呢？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在小说《金色梦乡》中写道，人类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习惯。
百度在成长为巨头的路上，向国人普及了百度搜索，尽管世界上更多的人更习惯使用谷歌；腾讯在成长为巨头的路上，向国人普及了QQ，尽管世界上更多的人更习惯使用MSN；阿里巴巴在成长为巨头的路上，向国人普及了淘宝和支付宝，尽管世界上更多的人更习惯使用eBay和PayPal。
移动支付时代——更进一步说是移动生活时代——终将来临，巨头们同时把脚步踏入一个新的领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用户的习惯。为此他们不惜烧钱，用连续不断的“糖衣炮弹”来“收买”用户。
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和腾讯均难以在对方擅长的领域里形成威胁：腾讯的电商平台和支付平台与巨大的阿里帝国相比一直是个小矮人；马云亲自出力参与推广的即时通讯软件“来往”与微信和QQ相比也像是个插科打诨的。
2013年第四季度，在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支付宝的市场份额达到69.6%，财付通只占到了3.3%，从数字上看依然悬殊，但是依靠打车软件的竞争，腾讯至少有机会将支付宝拉回到一个起跑线上，而不是继续示弱，将市场拱手让出。
嘀嘀打车1月初刚刚获得1亿美元的融资，这笔相当于6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在一个月后就被烧掉了大半。这样的损益，换来的却是腾讯在港股市场上的坚挺表现。你说那些投资者，究竟是傻到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还是精明到了家？
用户正在适应移动支付，市场也正在被培养出来，谁都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这时如果哪家巨头坚持不住、倒在“解放前”，不仅会失去大好河山，还会在江湖上留下被耻笑的声音：“你看，那家伙‘精尽人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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