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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讲政治”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yangguangbaodao 2014-03-10 21:37:51 曹旭刚/特约撰稿人 总第167期 放大 缩小

春节前夕,黑龙江因为“除夕高速免费”问题出尽风头:先是博得满堂喝彩,然后被他地官员批“不讲政治”。最后,黯然地以“媒体误读”收尾。

纵观整个事件的发展,难免让人生出一种荒诞之感:高速是黑龙江的高速,免费不免费,也是黑龙江的内部事务,最后,却在各方压力之下,没了踪影。怪不得,中国各级官员,常常将“讲不讲政治”视为最大的事情。工作可以不做,但政治不能不讲。

“讲政治”其实就是维护权威

什么是政治?按照时髦的说法,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因此,真正的讲政治解释只有一个,即,将众人的利益看得大于一切。不过,理论中的“讲政治”,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官场中的“讲政治”只有一个解释:你是不是和上级一致,你是不是和同僚一致。

黑龙江最早的高速免费的表态,无疑犯了忌讳。一则,交通部代表的中央政府没吭声;二则,各地同僚也没有这个意思。所以,黑龙江只能妥协,因为免费破坏了潜规则。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因为幅员辽阔,所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历朝历代都是敏感话题。从治理的角度来说,中央命令的有效执行是必然的要求,否则,极易导致政令不出中枢,也就是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各项普遍性政策的执行出现问题。

对于中国最高层的治理者而言,这样的局面绝非理想的状况。因为相较于他国,中国任何一个省份的利益纠葛及治理难度都不小。每一项政策,常常会被地方用各种理由消解,因此,中央时常需要收紧地方的权力,使得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高层治理者,都将中央的权威看得异常重视,不能容忍任何“冒犯”的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官场中的“讲政治”,其实就是一种对权威的维护与尊重,这种维护与尊重,很多时候,甚至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无论事情大小,无论事情对错,只看姿态与态度。

最近一百年来,地方自治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辛亥革命之后,“联省自治”一度成为时髦,当时这种存于理论及部分实践中的主张颇有市场,尽管后来由于复杂的局势,以及历史的强大惯性最终流产,但却在很长的时间内,为不少人念念不忘。

但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拿捏的事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中国便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因为治理的现实需要,所以希望地方充当中央的“手臂”,去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的种种政策,以保证正常的治理秩序。这种方式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毕竟,各个地方状况大不相同,政策的落地千差万别,有的时候,需要“一统”,有的时候,却也需要灵活。否则,很容易出现“南橘北枳”的状况。

过度维护权威使得官场趋向保守

就目前而言,“讲政治”最大的问题,其实并非是地方“不听招呼”,而是在“讲政治”的局面下,常常容易禁锢地方活力,使得整个官场风气走向保守,缺乏生机。在反腐的特殊背景下,树立中央权威其实比较容易,但如何兼顾权威与活力,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笔者的一个政界朋友,最近在谈及中央政策的落地时说,我们不做第一个,但也不做最后一个。中央政府已经确定的事情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事实上,这不是某一地的个别思维,而是官场之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思维模式。宁愿无功,宁愿停滞不前,宁愿不改革,但都不能落下一个“不讲政治”的印象。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大的法宝与收获其实只有一句话,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能用这个武器武装起治理者,一切都是空谈,也不会取得巨大成就。$nextpage$

什么是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束缚,不管束缚来自历史还是别的什么。比如,著名的小岗村农民,如果当时“讲政治”,始终想着和传统一致,哪里又会有后来的包产到户呢?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使得整个社会保持活力无比重要。水因为流动所以才有力量,才能孕育生命,社会同样如此,没有开放的精神,没有包容的姿态,一切的改革措施,即便再怎么良善,最后都容易走偏。

从历史经验可知,中国任何一个时期的变革,基本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由于认知的不同,改革的步骤、节奏等都由改革主导者统一安排,许多人非常不喜欢“抢跑”的人,所以,最大的“政治”,其实就是循规蹈矩。

但要看到的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从来都不是上面一安排下面就能落实得好的。在改革的历程中,既要严格遵循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又需要地方治理者依据实际情况懂得变通。唯有两者相互兼顾,才有可能开花结果。

开放的精神,无疑非常重要,也时常被人挂在嘴上,但开放精神的培育,却一点都不简单。没有不断的试错,没有包容之心,开放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社会,连小小一个省份的除夕高速免费这件事情都不能给予宽容与理解,又谈何开放?又谈何改革的动力?

陕西周至县志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1913年左右,西安城的洋学生去周至宣传新思想,希望妇女不再缠足。但是,这样的新思想却受到了百姓的抵制,甚至有妇女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放足。可见,此刻的缠足,对于民间而言就是最大的“政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人人都不愿意缠足了。可见,受到抵制的事务,并非就是错误的事情;“讲政治”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历史的方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需要对一些新事物、新思维给予宽容。毕竟,只有宽容,才能不断激发基层的求变想法,才能真正将改革与变化进行到底。

除夕高速免费这个事情,算不得什么大事,也没有人在乎其中的经济账。如果黑龙江不做表态,到了除夕那天,直接放行,肯定不会有什么风波,这就是所谓的“只做不说”。如果从事情效果来说,“只做不说”或许是一种好的办法,可以推进事情的解决,可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如此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革却也难言乐观。

没有开放的思维就不会有好的改革成果

多少对官场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官员是非常畏惧媒体的,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大多都不愿意让媒体知道。他们总觉得,媒体的报道,容易给自己造成困扰。说到底,这其实还是开放精神不够的表现。

在中国各个省份中,广东一直为各方所羡慕,这种羡慕,不仅仅是羡慕他们的经济实力,更多的是羡慕他们“敢为人先”的开放风气。很多时候,广东人从来不背负历史的包袱,敢想敢说敢做,不为在外束缚,这样才创造了巨大的成就。

没有开放的思维,绝对不会有好的改革成果。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一定是开放的,一定是包容的,一定是不“讲政治”的。当然,准确来说,不是“不讲政治”,而是大事“讲政治”,小事“不讲政治”,讲政治讲的是方向与路线,不讲政治的是具体操作与执行。毕竟,谈论地方的自治也罢,活力也罢,都不能摆脱历史的影子空谈。

今年的除夕高速免费大戏,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中,公众很容易地看到为什么改革是件非常难的事情,也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庞大的体制中,有时做事是多么困难。

今年恰逢分税制二十年,但各界对于分税制的反思也开始激烈,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分税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极度扭曲。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当年分税制出台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为,地方因为经济的发展,开始不听中央的招呼了,这才有了税权的上提。而税权的上提,其实就是通过财税手段的调节,维护中央权威,以防地方坐大,这就是所谓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手中没有钱,如何又能激发活力呢?

所以,所有的“讲政治”,都是中央权威的问题,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今日之中国,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已经是件极为考量智慧的事情。权威固然要维护,但却要拿捏好分寸,谨防伤害活力。

也就是说,在权力的划分中,中央应该有适度分权的意识,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使地方敢想事、敢做事。改革牵扯利益调整,改革也是一种试错过程,地方的活力不能遏制,因此,权威与地方的权力,一定要重新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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