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吏治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不仅在当权者的头脑中固化，同时也深深植根于普通百姓心中。当2013年一道道“反腐金牌”发出后，公务员再次成为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八项规定、反四风、群众路线活动……在习李主政的时代，公务员的日子是否会有所变化？公务员考试是否还会热门？公务员是否会出现下海潮？这一个个看似只关乎700万公务员的命题，其实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前进步伐，关系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紧箍咒”困住了孙猴子
根据中纪委的统计，2013年以来，中央针对公务员接连出台15项禁令，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24521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18万余名违纪干部。许多过去已经被认为是公务员的隐形福利都开始发生动摇：公务车在节假日封存，公车私用变得有风险；大吃大喝越来越少，某市副市长到单位食堂吃午餐；至于月饼、贺卡、烟花、过节费……在八项规定的“紧箍咒”下，似乎都已经变成真正的奢侈品。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拉开了新一轮作风建设的序幕。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再到《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公务接待浪费和“四风”顽疾开出药方。这些规章条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问题出发，要求具体明确，操作性强。比如近期公布的“新版”《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与2006年的“旧版”相比，内容有大范围、大幅度修改和增加，其中，15条为全新内容，7条进行了大幅修改；各项要求和标准更加细化。新规定共提出38项禁令，包括11项“禁止”事项和27项“不得”要求。
刚刚开始“勒紧裤腰带”的公务员，表现出对于既往特权和福利渐失的“不适应”和“太委屈”。究竟是过去不正常，还是现在太激进？辩论在报纸、电视、网络各个媒体上进行，力挺反腐的声音理所当然地响亮，而为公务员“实际困难”诉苦的婉转发声也时而听到。
“不适应”是现实，也是警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公务员当前的不适应，更多的应该是对于过去“适应”的反思。低工作压力、高收入福利，低工作效率、高姿态身价，显然不是公务员正常的工作状态。八项规定的出台和落实，只是将公务员拉回到应有的工作状态和行为规范。“不适应”显然是消极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不应该得到同情。
遍看舆论，为公务员过“裸年”、灰色收入枯竭、吃喝享乐减少等现象鸣不平、抱怨“太委屈”的声音不在少数。许多公务员也认为自己成了新政殃及的“池鱼”，宣称公务员是弱势群体。
公务员下海引争议
在国内媒体开展的调查中，山东公务员华某夫妻具有典型性。往年每月6000元的工资收入大部分可以存起来，单位发的生活用品和年节补助足够支付日常支出，时常还能收到礼金。但2013年两人明显感觉到经济压力。
2012年以来，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广东省，出现多起官员“下海”的例子。2013年，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管理委员会主任覃朗辞职到一家房地产企业任职；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去了格力电子；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孙雷则辞职去了浙江传化集团下属公司。
尽管广州市否认出现官员大范围辞职的说法，但是面对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的确出现“官不聊生”的现象。在社会舆论监督和公民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公务员“被逼下海”也引来各界争议。
公务员下海是“软对抗”还是行业间的正常流动？在公务员压力渐大、福利渐少的背景下，似乎第三次公务员下海潮的时机已经成熟。$nextpage$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公务员下海潮出现的推动力是市场开始冲破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体系；1992年出现的第二次公务员下海潮源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得到强有力的确认，市场经济框架得到制度性保障，据统计，当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
如今可能出现的第三次公务员下海潮，表面上似乎是在待遇缩水、纪律强化、职业吸引力下降等因素挤压下的应激反应；但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深化改革能否到位，社会价值和资源分配能否合理。
从更公允的角度看，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无论下海潮是否出现，人才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都是正常的。在新的下海潮出现之际，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一是公务员与其他阶层的待遇差距将扩大还是收窄，社会舆论热议的养老保险并轨是一个风向标；二是公务员下海后与其他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关系是否平等，如果成为体制外的权力寻租，变相牟利，将严重伤害改革的正效应。对于做好了下海准备的公务员来说，认清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与上世纪90年代有天壤之别，是能否下海成功的关键。
“一朝权在手”与“为人民服务”
广大百姓痛恨的，绝不是公务员队伍或权力本身，而是某些公务员只要“一朝权在手”，就谋取私利的权力寻租。
官本位的惯性思维，扭曲了公务员这一特定职业群体的根本特性。公务员，说到底是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然而，在中国，由于很多情况下公务员与“官”画上了等号，将权力与利益纠缠其中，使得情况变得复杂得多。
在这些工作人员中，有位高权重、肥缺美差，也有清水衙门、老少边穷。对于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公务员，自然是发展机会多、个人提升空间大；在地方要害部门，比如海关、税务、司法等，也可以说是公务员职场中的香饽饽，前途无限。与此同时，在许多“冷门”的部门和欠发达地区，也有大量普通公务员须坚守岗位，这些部门和地区，普遍存在单位“台阶”低、晋升路径短等问题。
尽管职业天花板问题并非公务员独有，但是还是会经常听到公务员对于“发展空间小，难以出头”的抱怨。中国公务员的职务工资调整周期长、幅度小，跟不上物价上涨，晋升通道有限，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到达金字塔的塔尖。
2013年底的《基层公务员自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只有每天擦桌子，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80后、90后年轻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奋斗四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上班一天就想辞职”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当上公务员前的憧憬、期待，到真正开始履行公务员职责后的怀疑、后悔甚至不满，是许多年轻公务员心理转变的真实写照。
探究公务员群体集体困惑的原因，来源于历史和社会赋予公务员过多的误解。解放后的很长时间，舆论宣传中，公务员都是以“人民公仆”的形象出现，工作性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神圣的光环始终笼罩在公务员的身上。改革开放后，利益和腐败渗透入公务员队伍，给公务员抹了黑，使得人们同时产生“当官好”和“官员腐败”的简单印象。
创建现代政府，首先就要有一支符合现代政务运作规律的公务员队伍。合格的公务员并不需要素质特别高，但一定要有基本底线和服务意识。在发达国家中，报考公务员的群体普遍呈现出“中游”的水平，真正有创造力、开拓精神的年轻人，首选自主创业、艺术、金融、科技等创新型领域，罕有千军万马争当公务员的场面出现。
曾有新西兰政府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一直被认为是肥缺的新西兰移民局，花了一年时间，没有招收到移民官。其原因并不是岗位要求过高，而是由于近年来申请新西兰移民人数剧增，导致该岗位工作任务重，被投诉几率高，加上并不令人羡慕的工资和根本不可能的贪污腐败，如此热门的岗位竟然长期无人问津。反观中国公务员考试，动辄“百里挑一”、“千人竞争”的火爆场面，可见中国建设现代政府的道路依然很长。
国考热度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晴雨表
据国内媒体报道，2014年公务员考试出现了往年罕有的现象，多省份报名人数开始下降，并创出多年来新低。似乎在八项规定等禁令的打压下，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公务员并不那么受热捧。
据了解，2012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直逼30万，去年达到36.34万人，今年报名人数直降9万人，这还是在今年浙江省首次放开考生户籍和生源限制的情况下出现的逆势下调，结果出人意料。
与地方公务员考试首次遇冷相反的是，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依然火爆。从1994年“中国第一考”首次考试以来，报名人数已由当年的4400人，增至2014年的152万人，20年间涨了344倍。竞争比例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
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在过去20年中逐渐确立并完善，国考也从早期的几百个岗位小范围试点，到近年每年招录1万个职位左右；报名人数也从最初的数千，稳定为连续6年突破百万。
国考刚开始的前十年，报名人数并没有显著的增加，2002年报名人数仅为6万余人。2003年开始进入全民国考的时代，人数迅猛增长，2003年当年报名人数翻番，达到12万余人，那一年，也正是高校扩招后首批毕业生的就业之年。到2006年，考生人数突破50万人，2010年审核通过人数144.3万，到2014年，超过152万报名人员通过资格审核。“中国第一考”的报考人数比20年前涨了344倍。
目前还很难预测未来几年国考的报名人数究竟会上升还是下降，毕竟每年7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是空前的，而公务员稳定的工作、良好的福利、超国民待遇的养老和医疗条件，都是其他行业无法相比的。
对比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不到10%的公务员报考比例，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报考比例和报考热情都过高。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的社会资源依然掌握在政府，而不是市场手中，国民经济和收入分配尚未完成去行政化，亟需转型。
在中国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国考的热度成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晴雨表和温度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考的热度降温，恰恰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顺利，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和社会精英应该投身到更需要创造力与开拓精神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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