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城市化之下，中国大小城市之间正产生全方位断裂，以至形成看不见的吸引力落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官员化财政”，造成了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各种社会服务功能过于集中于大城市。
千篇一律失落的小城
小城从薄雾绵绵中醒来，时间成了陌路狂奔的过客。
贮立在窗前，杨涛（化名）感到一切都是熟悉的，然而又有些陌生。6年前，杨涛买下这套房子时，眼前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水杉和香樟木，现如今，绿地被一幢幢新楼所取代。远处，高高的脚手架还在向天际线延伸。
杨涛是个土生土长的“凤凰男”，他少年时代的青涩照至今仍悬挂于初中母校的墙上，成为一个图腾，供孩子们励志膜拜。这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在杨涛成长的那个乡村，很多人早已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杨涛仍是这一信念的坚定支持者。从风雨飘摇、四处漏风的乡村小学走进科研国家队，再跳槽到外企，在京城买房、娶妻生子，这一切似乎是埋头学习修来的成果。
在县城买房主要是为了父母。老屋斑驳墙皮的四周早已是小楼林立，杨涛多次提出重建，节俭了一辈子的老人总是说：“老两口有个地方住就行了。”考虑到在县城生活、就医等方便，自己回家也少受倒车折腾，他便出资买了这套单元房，供父母居住。买房也是迎合了某种风潮。妹妹、妹夫在乡镇中学教书，为了孩子，她们也早早地在县城买了房，而像他们这样工作在乡镇、安家在县城的公职人员不在少数。在县城跑车和卖菜的两个表哥也在城里买了房。
这些旺盛的需求开启了小城地产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红砖、黛瓦、青石板路边长满了宝塔式的巨大水杉树，曾几何时，小城如同和风细雨中漫步的一位美人。可现在，它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推土机如泼墨吹画一般快速描摹着未来图景，甚至提出了一些国际化的目标，同周边城市一样，千篇一律地造城。
杨涛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后代，陪父母过年不仅是内心驱使，也是现实需要。妻子是河北人，受不了南方没有暖气的冬天，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湿冷。这几年，杨涛只能孤零零地回家过年。每次回到家，各种酒局和应酬不断，他却感到县城繁华之后的落莫，如同一个行人，穿过茂密的丛林，丢了魂。
他后来想，这魂或许就是那些逝去的文化或乡俗，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助关系。小时的新年，怀揣着一块钱，坐车穿越60里地来到城里的姑姑家，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舞龙、舞狮、彩船、猜灯谜……各种丰富的年俗表演串成了记忆的珍珠，如今，物质生活丰盈了，除了连绵不绝的鞭炮声，那些年俗却断档了。
不仅在年关，小城每天都有新楼拔地而起，那些公共场馆却日益式微。游泳馆变身为服装城，青少年宫成了各种培训班的集散地，戏院已满目荒芜，图书馆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几乎找不到能勾起人阅读欲望的书籍……有人戏称，这县城，唯一物尽其用的就是为了彰显大都市气派修建的广场，它成了大妈们街舞的地方。造城其实就是造房，县城的公共设施远不如离它20公里开外的小镇，只因彼小镇是某央企驻地。当年，杨涛和同学们昂着头走进县一中，而今，留校官至副校长的同班同学却对他大倒苦水，抱怨超级中学们挖走了优质生源，作为县城里曾经的最高学府，风光不再。
大小城市落差足以产生睡城
远在一千公里之外，与表兄妹们百无聊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涛8岁的儿子假期像链条一样精密：中国科技馆新馆深度体验、地坛庙会、动物园、海洋馆、古脊椎动物馆、北京音乐厅看演出、后海观灯、国图更换新书、美术馆看展览、国子监听传统讲座……在他轻点鼠标为妈妈选购新年礼物时，他表姐所在的乡镇，也就是杨涛成长的地方，还没有一家快递公司在那里设立服务网点。
正月初六，杨涛乘机回到北京。正值夜晚，穿行在华灯初上的北京城，内心竟是恍若隔世的感慨，仿佛穿越了几个星系，从一个星球行进到另一个星球。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建筑物富丽堂皇的程度，也体现在各种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上。他脚下的这座大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院和大学，有着国内顶尖的科技馆、博物馆、体育馆、美术馆，设备一流的演出场馆和各类大师亦云集于此。$nextpage$
一刹那间，杨涛体味到了另一个人内心的焦灼。就在返京前两天，一位初中好友邀他小聚。这位好友同杨涛一样有着聪明的大脑，只因家里兄弟姊妹众多，他顺从了父亲的意愿上中师，提前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现在，他是镇中校长，是广受乡亲们尊敬的人物。不过，酒过三巡之后，这位同学却对杨涛提出了不情之请，“能不能帮忙找找人调我到县里去，当个普通老师就行。”在杨涛追问之下，这位老同学吐露了实情：“还不是为了让孩子有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在他眼里，家乡日新月异的县城和燕郊似乎存在某种联系。从天安门顺长安街东行30公里，就是著名的“睡城”河北燕郊。白天在北京工作，晚上栖息于燕郊，“睡城”由此得名。与北京一河之隔的小镇燕郊，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竞相在此跑马圈地。随着北京房价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一路狂奔，许多在北京工作的人把安家置业之地选在了燕郊，燕郊也一度享用过北京房地产溢出效应带来的红利。当地房价从本世纪初的每平方米二三千元，迅速蹿升到八千元左右，部分楼盘价格更是突破了万元大关。在城铁京通线和102国道附近，到处都是散发燕郊房地产广告的游击队。
“睡城”模式一直广受外界争议，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每天巨额人流移动带来的交通拥堵，以及购物、上学、就医等方面的难题。虽然河北省曾出台了针对外地人购房的“限外令”——规定非本地居民购房需提供1年以上社保或纳税证明，并将首付提高到5成，但这一切都无法将天量的购房者挡在门外。
从科研院所辞职之初，杨涛也曾打算在燕郊置业，看到潮水般的挤车场景，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平心而论，人们把燕郊叫睡城，燕郊的各种基础设施比我们那个县城好得多。”他说。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大城市的各种优势资源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人每天往返于中心城和睡城之间。从2005年开始，北京每年新增的人口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
事实上，北京周边出现“睡城”也是日、韩等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上述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快速轨道交通以分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这些地区害怕因城市住房成本过高让城市丧失发展的活力，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吸附效应使得它与其它地区的落差越来越大，人们还是纷纷涌到这里。
反思“官员化财政”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是应该着力发展大城市还是着力发展中小城市，这是一道长时间引起学界争议的命题，直到今天，任何一方的观点也无法完全被对方接受。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走过一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之路，但这条道路只在苏南等个别地区结下硕果，其模式无法在全国复制。中国重点建设的小城镇从当初的6万个，锐减到如今的3万。近20年来，中国更多地把发展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置于优先考虑。
“北京、上海等都已经成为超特大城市。但在国际上和纽约、东京等相比，还是有发展的空间。”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来不可避免地要走国际城市化的道路，要以大都市群作为依托，一个国家要有三个以下的大都市群，像日本、美国都形成了三大都市群，GDP占到60%-70%，人口也大量集中在大都市群。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这样的都市群应该更多一些，千万以上人口的都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多建一些。10个以上1000万人口城市，才有1亿多人口，将来城市化水平达到70%-80%的话，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主张发展大城市的学者认为，城市大到一定规模，才能创造一定财富，才有积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才能发展，才能建污水处理厂，提供疗养院、有线电视，办音乐会、博物馆，从这个角度讲，人口要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城市功能的发挥。如排水，为什么很多县城没有污水厂下水道，人口太少，建成了也无法运转，运行成本太高。达到一定规模后，有规模收益变动的情况，处在经济效益递增阶段，人口增一倍，经济效益会增两倍，还能节省空间。比如，一个大购物场为几十万人服务，年轻人也能有更多自主择业的机会。再大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出现饱和状态。从经济上讲，可有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了，污染、交通堵塞、治安等都有影响，人口会向周边疏散。
虽然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城市化有其固有路径。但中国的城市化又有着自身鲜明的烙印。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官员化财政”，造成了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北京的高层官员最多，故而获得的国家投资也最多。所以越是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集中了全国的优势资源，各种社会服务功能越是过于集中于大城市。另外，在过去30多年中，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偏重于GDP，为了在GDP竞争中取得好名次，各地纷纷给予大城市倾斜性优惠政策，以便在集聚效应下迅速推高本地区GDP,必然加重生产与人口的过度集中。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有更雄厚的财力，它能采取优惠政策吸引社会投资。
一线城市和其它城市落差过大，产生了巨大的吸附效应，一切资源和力量均流向一线城市，其造成的后果对一线城市来说也并非是良性循环。“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是否可以避免走东亚国家城市化过程的弯路？发达国家的部分经验值得借鉴，包括分散工业布局、加强多中心城市建设、奖励文化单位外迁等。
但对眼下的中国城市来说，这还是一个漫长的平权过程。杨涛的父母已搬进县城，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交纳新农合，与城里人享受的福利并不一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着大量这样的只是把住房搬进城里的人，并没有完全被城市所吸纳。在杨涛所在的京城，户籍门槛更是居高不下，二者享受的城市红利更有着天壤之别。一轮轮的改革似乎陷入一个死结，大城市担心放开户籍会耗竭各种有限的资源，而越是扎紧篱笆，要求公平的呼声越高，甚至有人认为，幻想他们主动放弃特权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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