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汗水斗志和深沉情感的一篇回答《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征服了很多漂流在北上广的青年的心。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愿意到以北上广深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在家踏实过日子难道不好吗？”点爆共鸣的回答来自用户“王远成”，他曾是“沪漂”，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产品经理。他的家乡是“一座三线城市”，个人注册资料显示为乌鲁木齐。
王远成的回答引发了知乎上的大量“点赞”，也引来了微博和各大新闻网站的转发、转载。大多数知乎用户称赞他的态度，这家面对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知识性问答网站的用户，大都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其中不少都是这些城市的新移民，也就是父母不在这座城市生活、自己来这里发展的第一代移民。
出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北上广新移民和20年前流入城市的移民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上一代的移民以“打工仔”、“打工妹” 、“农民工”居多，而新一代的北上广移民，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技术、手艺。他们不会像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打工挣钱回老家结婚，而是尽可能地试图归化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他们学习语言、购置房产、申请户口或者和拥有本地户籍的人谈婚论嫁。
2010年以来，媒体上曾经出现过一股“逃离北上广”的声音，不少案例在此期间见诸报端，一批新移民曾经试图回到家乡寻找机会。
大城市归化者与家乡的精神距离
王远成看不惯家乡的不职业行为，渴望归化上海的冲动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在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特别明显，在托马斯索威尔著《美国种族简史》当中，索威尔不止一次地提到各种族移民的归化过程。先到的移民尽快地融入当地，变得体面、有教养、讲卫生。后来的新移民的粗声大嗓可能会引起本地人的不适感，这时先到的移民可能会对本民族的新移民所表现出的不得体行为感到羞愧。
索威尔没有提出新移民如果回到故国，看到自己的家乡各行业的不职业行为时表现的反感。不过王远成则有切身体会。遗憾的是，这种对家乡不职业行为的批评，往往被本地同龄人“矫情”、“就你娇贵”、“大城市回来的人就是讲究”的评价所淹没。
对于职业和不职业的这种隔阂，《蚁族》作者廉思认为，“这是一个工业化社会和一个还没有完全工业化的社会之间的差距在人身上的映射。”在家乡的整个行业都被“不职业”所困扰的情况下，大多数带着北京、上海经验回乡发展的新移民都面临着苦恼。
张涵在北京时是广告公司的策划，凭专业知识和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3年升到了策划经理的职位。返回家乡呼和浩特后，她发现同样的行业却无法适应。和北京不同，在呼市，谈策划方案经常拼的是酒桌上的功夫，只要酒喝得好，文案不行的单子也能签下来。
张涵曾经为一个国际公司举办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酒会当天，“穿什么的都有，有人穿着运动鞋就过来了，还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客户很不满意。”张涵独自一人穿着晚礼服被人们嘲笑，“他们就跟看动物一样看着我”。最终她选择了回到北京。
北上广大多数行业的标准是“效率”，而家乡却还要靠“关系”。昔日对孩子们谆谆教诲要他们信仰高考公平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对儿女进行再教育，告诉他们，工作机会面前没有绝对的公平。和背井离乡到北上广带来的“漂泊感”相比，退回到非市场化的环境中也许要更加痛苦。
公平的条件下才有个人努力
其实背井离乡、漂泊感、竞争太激烈并不是痛苦本身。这几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最终指向的，都是贫困。
大多数新移民在回忆自己最想家、最感受到漂泊之痛的那一刻的日记当中，往往会悄悄地提到一点：那时我身上只有XXX元。当钱包里刚好够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时，回乡的冲动最为激烈。在对平等的渴望的激动心情驱动下，许多人会归咎于都市的冷漠、户籍制度的藩篱甚至于本地人的歧视，而忽略了贫困本身带来的副作用。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索威尔也纠正过关于歧视导致某一种族人口收入低的看法。事实上，大多数的新移民涌入美国时，他们的平均年龄要远远低于本地人口，而在工业社会，年龄恰恰意味着工作经验和熟练程度，而在新移民达到一定的年龄，比如35岁或者40岁时，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本地人的收入相差不大。$nextpage$
出门万事难，背井离乡和事业刚起步可能是大多数人贫困的最重要原因。廉思的调查发现，近7成的新移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10平方米。王远成也是居住在群租屋里，这和美国早期移民中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家庭接纳租客分担房租的解决办法相似。
廉思的“蚁族”课题项目组用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构建了个人预测收入，其中有几项是无法改变的：性别、户籍和家庭收入。这三个条件基本上属于“拼爹”范畴，不过两类变量可以影响个体收入，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相关的人力资本变量和行业、职业以及社会平均工资有关的外生变量。这些变量是王远成们可以改变的。
大都市里的新移民如何融入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印度青年在面临着“孟买漂、德里漂”的处境时，解决方案也是以个人努力为主。印度德里的地产中介Rakesh Kumar的主要解决办法也就是“求学、增加工作经验”和“选择形势更好的行业”。
“在孟买，我看到了我更想要的生活方式，这激励我去追求人生中更美好的事，所以就回来继续上学。为了养活自己，我到处打零工。当过建筑工人，也拾过垃圾，还在村民家的农场里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我爷爷是个公务员，工资很低。他退休后就患了中风，无法站立和行走。他用退休金给我们买了一辆小型二手车。在照顾爷爷的间隙，我就用这辆车开出租。”
“后来我开始做房屋中介，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得很好。现在每月能赚25000到50000卢比（400到800美元），这取决于我完成了多少笔交易。现在租的这套公寓，每月租金加水电物业费大概要10000卢比（160美元）。”
Rakesh Kumar似乎没有重新回到故乡的愿望，因为他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说英语的私立学校，相反，回到故乡是他最后的担心：“我担心一旦有三长两短，我们全家都要回到村里去。我希望我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实现我们无法实现的愿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大都市让人一夜长大
在北上广，年轻人获得的不仅仅是高于家乡的工资收入，也不仅仅是工作和机会，相伴的还有作为人本身成长、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并非所有的北上广新移民都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做白领一条路，王远成的大专学历在新移民当中属于比较低的，而来自邯郸的王朗高一就辍学了。在高中同学冲刺高考时，他已经成了一位美发学徒，每天抱着模特头练习卷发杠到凌晨两点。“那时不知道累，很亢奋。挣得少，没有关系，睡得少，也没关系。因为能够在应该学习的时段学习到新的东西，而且有人愿意教你。从那之后，我就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了。”
王朗的计划是开一家自己的美发店。在北京的第6年，除了剪发的手艺，他还跟师傅学习为人处世和管理上的技巧，积累开店缺少的能力、资金、团队和客户资源。王朗从不随便向顾客推荐烫染发，以免客人不快。“尽管烫染一个头发比剪一天头发挣得还多。可我这个月挣1万块钱，下个月没有客户来找我了怎么办呢？”王朗说。
从事手艺性的工作也是移居北上广的一种优秀方式。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曾经一起组织建设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训练西部农家女当保姆，训练费用由上班后的工资慢慢偿还。茅于轼说过自己的设想，农民工两口子一个做技术类工人，一个做家政服务员，夫妻俩的收入就能够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并养育一个孩子。
在调查中被问及对于“就业政策的需求”时，他们选择最多的一项是“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希望家乡的机关提供就业培训恐怕很难。王远成在互联网公司接触的是来自一线公司的同事，但是在回乡之后，会重装windows和架设路由器就足以被机关的同事们尊为“大神”。
新移民给城市带来变革
随着80后一代新移民们进入结婚的高峰（尽管比他们家乡的同龄人往往已经大幅度落后），许多人繁衍了下一代。
他们的孩子也许不会理解：小溪、耕牛、秋收、赊账，唯一和故乡的联系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是这些孩子将会在很早就熟悉地铁、咖啡馆、动物园、图书馆、美术展和博物馆。新移民们会给孩子买四位数的篮球鞋，而且用的不是在故乡公务员经常使用的购物卡。在家乡，这双鞋的价格占到一个月工资的大半，在北上广，它占月薪的比例稍低。
新移民们可能得忍受糟糕的居住条件、拥挤、堵车和雾霾，以及各种缴纳借读费、赞助费的不便。不过他们收获的是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移民，可能与本地人在外貌、口音上都已经相去不远。两代移民给城市带来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给本地劳动力带来了竞争。
扎根定居的一家人一般不再回乡。在2012年-2013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8%的“白领”、不到5%的“蚁族”愿意回乡。他们的大量涌入，还促使一线城市的地域文化被打破，社会急剧陌生化，更容易建立规则意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重新组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毅对《博客天下》说。
“世界各国的变化和变革，绝大多数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的。”廉思说。在廉思课题组对城市新移民的访谈中，杨明伟这样概括自己的现状——“虽然还没成功，但在成功的路上——即便这路有可能没头儿。”
（《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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