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河北大学教授
在2014年新年伊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公平正义问题。他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在7日到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此前，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公平”一词也频繁出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应是中国未来改革的基调和发展走向。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理性需求，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制约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障碍是垄断，只有勇“啃”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才能开启中国公平正义的新时代。
公正是人类的追求
公平正义（简称公正），是人类的向往，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公平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状态，它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确认的崇高价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公平正义不专属于具体领域，它存在于一切价值存在、价值评判标准的领域，正如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所说：“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或法律）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
千百年来，由于人们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和斗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惟一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社会缺乏公正。可以说，人类产生政权以后的历史，就是官民两大势力斗争的历史：被统治阶级向往公正并为之拼搏，统治阶级则维护特权镇压民众的反抗。
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使西方文化实现了突破，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政治理念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观。这一突破推动起世界性的民主运动，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声中，“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陈独秀）当人们掌握了以选举、分权制衡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知识，建立起民主制度，主权在民，统治者也就失去了为所欲为的特权，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才告结束。今天，多数国家对确保社会公正的制度已达成共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文化多元化。而民主是核心和关键，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只有民主，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公平。
中国社会尚欠公正
当今中国，由于民主的缺失，公权力控制着社会一切利益来源，控制着一切利益分配手段，控制着一切利益的去向，社会远未实现公正。如我国两极分化已登峰造极：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2010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科院联合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农民人均收入的25～85倍。2013年7月中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总和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0.1%，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0.4被视为警戒线。据联合国估算：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预期突破0.52；2011年将突破0.55，均位于全球倒数第四。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认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上少见”。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201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2011年中国贫困线标准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人民币（2008年定的是1196元），贫困人口总数将为1亿左右。而年人均1500元人民币即日均0.63美元，也只是解决吃的问题，是能活命的标准。目前世界银行定的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2美元；绝对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1.25美元。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有13%的人口每天以1.25美元的生活水准在过活。
2013年7月媒体报道，深圳富人圈流行喝人奶甚至直接喝。而云南丽江东山乡东江小学学生吃的是米饭泡油茶，没有菜，有些孩子要往米饭里加江水。一边奢华到令人作呕，一边贫穷到让人心酸。因生活艰难，自制呼气机虑血器、自行切腹截肢手术、井族洞族等事实，不断刷新人类追求生存的意志极限。总之成千上万的国人被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至于选举不公、司法不公、机会不等以及肆意剥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不公正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缺失公平正义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社会。《南方周末》披露，云南省自2010年开始将维稳项目经费提高一倍；辽宁省的维稳支出更高达223.2亿元人民币，超过该省投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中国“公共安全开支”即维稳开支（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已经连续3年超过国防开支，说明官与民、特权与人权的矛盾日益激化，内部民怨对政府的威胁已超过外部因素。$nextpage$
垄断是公正之敌
中国社会不公的根源，是来自苏联模式的垄断。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统治时期形成和定型的所谓社会主义，也称斯大林模式。该模式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曾经照搬过。
苏联模式的根本特点，是高度垄断。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共中央主席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苏联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实行思想垄断：一方面罢黜百家，严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把一切同领袖言论相悖的观点视为异端邪说；一方面唯我独尊，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舆论高度一致。在政治上实行权力垄断：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陈独秀等都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存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领袖独裁。列宁也承认：“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在经济上实行利益垄断：苏联模式消灭了一切非公经济成分,形成了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公有财产不可能归全民所有，这种所有制实质是“官有制”，计划经济则实际是“命令经济”。由于缺乏竞争、监督机制，缺乏计划技术的可行性，这种经济模式虽然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但却是以牺牲国民的幸福为代价的，正如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2009年12月所说，苏联在独裁者斯大林掌权时代所得到的进步，是用压迫百万人民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换来的。
20世纪的实践证明，凡是奉行苏联模式的国家，无不民不聊生并走向了集权主义。苏联东欧苏联模式国家的人们最终抛弃了这种反科学、反民主的不公正制度，回归到文明社会。
1949年后, 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模式。他在1960年6月《十年总结》中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实际上，直至毛泽东去世，其左的程度比之苏联模式有过之无不及。他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行三大改造，建立起高度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形成了秦始皇般的权威。在思想文化上，“毛主席语录”则成为排斥一切、扼杀一切的最高信仰。丧失了纠错机制，权力必然为所欲为。无数次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数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几千万人活活饿死；传统文化遭到空前浩劫，30年所累积的财富付诸东流……所有这些，都是苏联模式高度垄断的必然结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实践，在经济领域有力冲击了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束缚，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一些行业依然垄断，如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媒体、医疗、教育、土地等，一些大型国企被权贵家族长期把持。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则变化不大，仍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苏联模式残余的存在，使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越来越庞大，严重破坏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正常秩序，成为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根源。
“壮士”要为破除垄断而“断腕”
毫无疑问，要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必须破除垄断。
破除垄断，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权力公有”和“财产私有”，或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有化”、 “政治公有制”和“经济私有制”。
政治公有制即宪政民主制,是个人权益的保障机制，是迄今为止对私人财产保护最为有力的政体，在民主国家，政府无权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与财产。财产私有制则是宪政民主的基础，私有产权的确立是创发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关键要素。当今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而凡是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国家，其政权则一定是独裁专制。宪政民主制和财产私有制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先决条件。而经济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则是社会腐败、缺失公正的根源。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就强调：“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人类历史证明，这一言简意赅的警世之言是适用于任何国家的真理。
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权力公有”和“财产私有”尚未实现。
事实上，实现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初衷。中共建党之初便确定了建设“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在1949年以前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正义性，并发出了决不搞一党专政的庄严承诺。今天排斥民主的苏联模式残余，不仅亵渎了中共的初衷和承诺，也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桎梏。这种苏联模式残余把对社会、经济和人的控制的权力绝对化，也把各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制度化。社会不公以及空前贪腐、环境危机、道德沦丧、社会矛盾激化等等严重问题，都是政治和经济严重垄断、广大弱势群体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制度的结果。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出，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这些障碍中国社会公正的庞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垄断，也是未能实现“权力公有”和“财产私有” 的结果。
由于破除垄断触及的是权力和利益，所以阻力巨大，“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习近平上任以来反复强调中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瓶颈期”，甚至放狠话要“啃硬骨头”、“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李克强也强调，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及“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精神，“勇于打破固有利益的格局”，“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习李这些话，既反映了垄断是中国社会的痼疾，也表明了打破垄断、实现公正的坚强决心。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习近平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预计不久他还会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主任）。这样，习近平将身兼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深改小组”组长和“国安会”主席五大职务，在制度安排上达到了中共领袖个人权威的最大值。有评论认为，这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全面深化，需要顶层设计、系统协调；改革攻坚，突破利益藩篱，需要有力领导、强力推进。
需要清醒的是，对“权力公有”和“财产私有”的改革不可偏废，经济体制改革瞄准“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瞄准“民主政治”。否则，不搞政治改革，既非全面改革，经济等改革也不可能深入下去，即使取得经济增长，其成果也不可能由全体国民公正分享。但愿这届领导班子对中国历史和人民负责，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垄断，开创新局，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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