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的一天，郭斌醒来睁开眼，却以为天黑了。这个六岁的山西男孩满脸是血，疼得大哭。他的父母一开始以为他摔倒擦伤了脸，后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没了。郭斌告诉妈妈，他最后听到一个女人说：“别哭，我不会挖你的眼睛。”
新闻一经播出，迅速在公众间引发了恐慌。人们都认为犯罪分子意图十分明显：他们剥夺了一个小男孩看世界的权利，目的是为了在黑市买卖器官获取暴利。这条新闻立刻成为中国热点新闻，在微博上引发强烈反响。几个月过去了，很多人仍然在为郭斌呼吁要求赔偿。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需要移植肾脏、心脏、肝脏或是眼角膜的患者总是多于捐献者。但是在中国，这一问题特别的严重。尽管中国每年所做的器官移植手术总量排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在需要器官移植挽救生命的患者中，仅有不到1%的人找到了器官，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20%。根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仍有15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死后要完整地入土安葬或是火化安葬，这样转世时才能完整重生。这一习俗影响了中国人捐献器官。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政府试图强制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解决这一问题。截至2007年，中国十分之九的器官移植手术依靠的是数以万计的死刑犯。有时候因为需要犯人器官，刑期甚至要提前。多年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情况的存在。2006年，两名加拿大人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器官买卖在中国是一笔“大生意”。报告称，有不明中间人定期从死刑犯身上获取重要器官，提供给有需求人士。
这份报告以及来自无数人权活动人士、外国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医生的呼吁起到了作用。中国一贯着力于打造一个遵循世界已有准则的大国形象。在过去五年里，在国际压力下，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情况有所减少，对曾经存在的国际器官买卖也有所控制。国际器官买卖，是指将有器官移植需求却一直在本国等不上器官源的外国人带到中国，他们可付钱立刻买到器官。一般情况下，买家来自发达国家，他们会支付一笔可观金额的费用，而捐献者则是经济困难的中国人或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
中国的器官黑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政府投入的远远不足以为公民搭建一张安全网络。中国人只好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
八月，就在郭斌双眼被挖事件发生几天前，中国卫生部宣布，将逐步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的办法，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器官自愿捐赠。时任卫生部长黄洁夫曾在澳大利亚受过器官移植培训，他表示相信中国各大医院很快会停止使用犯人器官。之后数月，165家医院推动志愿捐献器官体系生效。11月，黄洁夫要求所有可移植器官医院在2014年中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这只是大致规划，如何实施仍未明朗。
实际上，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国际社会对于器官来源透明化的压力以及对于人权的日益尊重。但是建设这样一个体系，是否真的会对器官移植过程中的贪腐问题起作用，是否会真的能够抑制器官买卖黑市的发展，仍有待观察。
2012年，在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中，79%的参与者表示，相信“死后捐献器官是高尚的”。但81%的参与者担心“器官捐献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器官交易”。近四分之三的参与者认为，政府应推动器官自愿捐献项目建设。
香港人权观察机构高级观察员尼古拉斯·贝奎林（音）说：“缺乏透明度导致黑市的形成。有钱有权的人可以从死刑犯身上得到移植手术所需要的器官。”这导致“一些想要盈利的猖狂歹徒开始自己寻找器官源，有的从别人手中买，个别人就开始绑架，从被害人身上偷盗器官。”
尽管中国卫生部要求医院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否能够实现却令人生疑。黄洁夫表示，医院及医生违规操作将被吊销从医资格。但这些规定如何实施，管理机构是否有权限实施却并不明朗。此外，在美国，任何个人均可登录网络数据库查看捐献和移植信息。而在中国，这一数据库并不对公众开放。这就会令人怀疑存在暗箱操作问题。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捐献体系建设时仍表示情况“差强人意”。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一名25岁民工在一家登记在册的医院被强制卖肾。公众愤怒了，但却似乎并不震惊。2012年8月，一名麻醉师、一名外科医生、一名药剂师以及两名护士试图帮一名17岁的湖南青年卖肾换钱买iPad和iPhone。手术为该青年换得了3500美金，但引发了该人肾衰竭。中间人获利却达六倍之多。
郭斌案发生5个月后，犯人身份仍未明确。有一种说法是郭斌精神异常的婶婶犯下的罪行，也有说家庭纠纷是导火索。不过有清晰证据显示，这起案件与器官买卖并无关联。男孩的眼球已在附近找到，眼角膜也完好无损。郭斌案在媒体上引发如此轰动，实际上是器官买卖猖獗和人们对器官交易的恐惧造成的。最后，中国南方的一家医院捐赠了一双义眼给郭斌。
（美国《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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