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013，从踏出国门时的兴奋，到彷徨于未知前途的迷茫，承受着举目无亲、白手起家的无形压力，最终以埋头实干找寻自我的出路……面对国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令人担忧的空气与食物，我在三十而立之年，辞掉了国内优越的工作，背起行囊，开始异国他乡的创业之路。
卖掉北京的房子，意味着手头突然有了一笔还算可观的现金。拿着这“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站在了新西兰的门槛上。申请下新西兰的创业移民计划，我可以通过开办公司并成功运营两年以上，拿到新西兰的永久居民身份。而在这两年期间，我和太太两人也可以享受新西兰的医疗、生育等福利。
移民局周折
对任何希望拿到签证的人来说，移民局都是第一个要过的关卡。新西兰的创业移民计划由商业移民局审批，每个申请人在提交材料后，都有经过指定的移民官审查。在提交材料前，中介公司的移民顾问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以我的商业背景和申请项目，通过审批是手到擒来，并且拍着胸脯保证，经他手提交的申请通过率是百分之百，甚至许多疑难杂症都能通过书面解释、申诉等方式最终搞定。
于是，刚到新西兰的前三个月，我的主要生活就是逛街、看海、睡觉，在百无聊赖中等待着“好消息”。三个月后，移民局的第一个回复来了：“我对你提交的材料感到不满意，无法证明你有足够的商业背景和管理经验。同时，对于你申请的项目来说，投资额过小，如果无法给予合理的补充和解释，将很难通过。”
面对如此不乐观的回复，曾经信心满满的移民顾问先是表示气愤：“这简直就是笑话，如果你的案子都无法通过，那90%的案子都不用提交了。”继而看着我期待的眼神，他给了些解释：“这个移民官是新来的，现在的移民局实在是不像话，新人培训两个星期就上岗，根本对《移民法》没有足够的了解。”
直到我表现出焦急，移民顾问终于祭出他的杀手锏：“这样吧，我推荐我们公司最有经验的移民律师给你。他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白人，他的解释信将会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回应移民官的质疑。”之后，移民顾问迟疑了一下，终于说出“当然，这个费用是单独计算的，我们给你个最大的优惠，1500新西兰元（约合7500人民币）。”写一封几页纸的信，就收7500人民币，谁能说这是合理的价格？但是身在海外，这一刀，不挨也得挨。
谁知，在规定出结果的时间点上，那位移民顾问口中的“移民局新人”再次找茬，连续爽约数次，并且对催促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许多夜晚，当我和太太走在奥克兰大街上数星星时，心中已经不再是初来时的新奇与兴奋。异乡初冬的寒风吹拂在面颊上，也会有疼痛的感觉，而看着街边明暗的霓虹灯，我开始问自己：我，是否真的属于这里？
合伙人危机
身在海外，华人自然成为了“老外”，于是，大家都习惯称呼当地人为“洋人”。作为一个欧洲移民国家，新西兰的主体人口依然是欧洲白人移民，此外就是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在全国450万人口中，华人大约有17万人，从人数上算是第三大族裔，但依然属于“少数民族”。
原本以为拿到项目审批就万事大吉，谁知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第一关就是克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天真想法。
为了更快地了解当地商业规则，迅速开展起业务，尤其是在憋了小半年之后，我接受了一个朋友的推荐，和一个“洋人”合伙做生意。
由于长期浸淫在中国式商业文化中，我深得“关系第一、生意第二”的经商原则，一开始，这种“以和为贵”的方式对我的合伙人也很有效，很快大家就处成了“哥们儿”，早出晚归。
我忽略了文化冲突，而这正是西方商业文化和生活方式中至关重要的。仅仅三个月后，合伙人变成了散伙人。
首先是契约精神。西方商业文化的基础是契约，任何信任都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我的观念中，信任总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忽视了“亲兄弟，明算账”的重要性。于是，在合伙之初，我并没有将“建章设制”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市场营销上。
在房价上涨的大背景下，新西兰房地产市场近两年一直火爆，我所从事的工程机械行业也因此遇到一个良好的机遇。看着大好形势就在眼前，我不顾公司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善，就急于上马各个项目。尤其是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我与合伙人没有达成明确的书面协议，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家可以同甘共苦。
而另一个忽视的重要问题直接引爆了分手的危机，那就是“洋人”根本不存钱。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过，知道许多洋人没有储蓄的习惯，但我还是高估了合伙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600新西兰元（约合3000人民币）的周薪，足以支撑我和太太的正常生活。然而，到了我的合伙人那里，这明显行不通了。由于还有一些别的支出，他急于在每个项目结束时就要求分红。但是新西兰建筑行业的规矩是，项目结束后30天至50天才能收到项目款，有时业主还会有意无意地拖欠付款。一开始，在合伙人提出要求分红的时候，我甚至自掏腰包垫上还没有收到的款项，但时间长了，这样明显不可行，于是我提出按季度或者月度分红。
没想到，这顿时引爆了合伙人的炸点，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在执行项目过程中渔利，要求我提供所有的财务单据，说明收入和支出。于是，我只得停下项目，在财务周期还没到的时候整理所有账单。谁知，合伙人拿到所有单据后，又改口说这些单据有伪造的嫌疑，直接给我开出了一个高达几万新西兰元的账单，认为这才是他应得的收入。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我断然拒绝。没想到合伙人背着我，将我投资购买的机械设备直接拉到他父母的农场，拒绝归还。独自身处海外，自己掏钱购买的设备居然被人抢走，无助感袭上心头。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我在凌晨2点惊醒，汗湿全身，夜不能眠，看着身旁刚刚怀孕三个月的太太，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愤怒。
警察局维权
沮丧、痛苦、无奈，遭遇挫折时，我有好几天都无法理清头绪，甚至变得不愿意和人说话，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现实不相信眼泪。我开始思索，什么才是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怎样才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找到律师和会计师，寻求法律和财务专业支持；找寻有经验的华人朋友，听取他们的可行经验。机械设备被抢走一周后，我站在了新西兰警察局的门前，迈出了维权的第一步。
拿着所有证据，向新西兰的警察解释了1个多小时，希望警察能帮助我拿回被非法占有的资产。警察耐心听完我的陈述，表现出不愿意插手的意思：“这属于商业纠纷，去法院吧。”我知道，如果从这里走出去，新西兰的法律程序可能会拖延数个月甚至数年，那么，我的机械设备到时早就已经贬值甚至报废。
我再次将事情原委，尤其是对方抢占资产的非法性，向警察做了完整说明。说到激动时，我不顾一切的在警察局大厅里大声吼叫起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也认为应该这样处理吗？”周围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我这个“老外”，一位从我身旁经过的女警察安慰我：“别着急，有话好好说。”
或许是我的激动让警察认识到我是认真的，或许是我准备的证据材料的确太过完整，警察最终决定接手这件事，向对方发出了通告，限期在当天晚上前将抢占的设备归还，否则警方将派人去取回设备，对方将面临刑事指控。
当天晚上十点，设备依然没有回到我的场地。就在我准备关灯回家的时候，突然看到门口的灯光：拖车将设备运送回来了。
2013年，我孤独地踏上异乡路，开始感觉到自己双脚的存在，踏出坚实的一步；遭遇商业纠纷令我意识到，沉着冷静、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学会利用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
在这一年中，我也接触到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海外创业者，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怀揣异国打拼的理想，忍受从未遇到过的压力，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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