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中国银行大幅提高利率后，12月又发生了类似情形。这使人们更加深信两个观点——处理当前的债务危机将加剧市场波动，以及中国利率太低。中国必须进行金融改革，尽管存在风险，但这是无可争议的。不过，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是否真的像许多中国观察家认为的那样太低了，是有争议的。
银行提升利率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银行在对待家庭存款方面存在不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利用巨大的存款优势，从中获得贷款资金；而许多中小型民营银行则依赖银行间市场——利用这个资金渠道的成本更高，也更不可靠。银行间市场还是一个银行与非银行中介机构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场所——此类业务面向私人部门，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风险也更高。
中国央行试图控制银行间市场流动紧缩，以放缓债务积累速度，这是提升利率的原因之一。但政策制定者还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愿望，那就是鼓励为私营企业放贷，支持其发展。
更高的借贷利率可能有助于降低经济体中的杠杆水平。但与此同时，通过粗略比较各国的存款利率会发现，中国的利率并不低。事实上，中国3%至4%的存款利率比多数大型发达经济体都要高，后者仅为0.2%至0.5%。中国的存款利率也高于多数发展中的东亚国家，特别在调整了通货膨胀和汇率风险之后。
一些提高存款利率的拥护者不认同这种比较，他们喜欢使用经济学家所用的增长模型：即当一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其实际利率应当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但这一概念更适用于贷款利率而非存款利率，而且更适用于低速但稳步增长的成熟经济体，而非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它还适用于既不扩张也不萎缩、且不对境外市场开放的“静态”经济体。中国明显不符合上述情况。
许多人辩称，银行间利率提升表明中国需要更高的利率，取消目前的存款利率上限将有帮助。的确，单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很可能带来短期增长。面对流动性紧缺压力的民营银行更倾向于推出更高的存款利率，因为在争夺储户的竞争中，它们不具备大型国有银行享有的规模和国家担保优势。但在监管不善的市场里，这些银行也更有可能从事投机活动，带来更大的破产风险。所以，考虑到金融市场和激励手段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完全放开利率管制并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
同样，那些以国企浪费为由主张提高贷款利率的人，高估了效率收益。因为在中国，利率在长期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太大作用。大多数的浪费主要因为国企可以赚到垄断利润——利润上缴国家比例过低，以及政策影响。修正这些不健全的体制，以及改革国有银行治理、加大资本市场深度、建立更有效的监管体系，这一切在改革任务清单上的排序都应当大大高于存款利率市场化。
假设一下，如果国有和私有银行在同等条件下竞争，且中国放开资本市场，那么利率会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资本管制被淘汰，那么更多信誉良好的贷款者可能就会赴海外借贷，利用比国内更低的贷款利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汇率下行风险较低的助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在进行利率套利，它们利用自己的海外附属单位获得更廉价的外部资金。类似的，受较高的存款利率吸引，外国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中国。这将对存款和贷款利率都构成压力，使其跌至欧洲和美国的水平，并对人民币构成升值压力。
换言之，中国有一种不寻常的情况：投资占GDP的比率非常高，但储蓄率更高。储蓄盈余体现为贸易盈余，然后被央行投资至海外。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均衡利率是使储蓄等于投资的利率。如果不改革制度，那就只能通过降息让储蓄下降、让投资增加，直到两者达到平衡。
无论是与其他国家比较，还是以“均衡”利率的概念来衡量，中国的存款利率都太高，而不是太低。人们之所以形成中国存款利率太低的错误印象，根源在于人们认为中国眼下隐现的房地产泡沫是受到存款利率过低的驱动。而事实上，泡沫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管制以及股市和土地市场的扭曲所导致的。这一切都突显出加强治理和监管体制的重要性，这是金融改革的前提。
（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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