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9日，王星在自己的微博“启轩室主人”中写道：“关于《日课2014》，从清末民国的万千课本中选出365个碎片，放在一起，还在闪光！”从2013年11月19日开始销售，很多人被《日课2014》的闪光击中，短短十天里首印的一万套已然销售一空，而《读库》的微博显示，《日课2014》的再版预订已在进行。虽然只是一套荟萃民国老课本精华的日历本，但《日课2014》的热销表明从2010年开始的民国老课本热潮至今仍在继续。
挑出适合当下的东西
《日课2014》是王星和《读库》合作的一套日历本，王星负责从民国老课本中选择内容，《读库》编辑加工。实际上，制作《日课》的想法早在2011年便已经成形，“从2010年开始图书市场出现民国老课本的潮流，但这种潮流我一直不太赞成。”王星说，“很多人把民国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翻印，有些做得比较低劣，我们就考虑索性做一种选择，把民国课本中适合于当下的东西挑出来。”
王星把老课本的范围定在1902年到1937年出版的涉及国文、修身、社会、常识等多个学科的上百种教科书中。1902年，第一套系统化课本《蒙学读本全书》出版，有“书画文”三绝之称，而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因为物质匮乏，民国教科书的版本锐减，“1902年到1937年是我国教科书出版最为兴盛的时期。”王星说。摘选的内容则定在小学低年级教科书内容，“也就是幼儿园到小学三四年级。”2012年王星和《读库》便尝试制作了《日课2013》，“但感觉不太好，内容连贯性不强，就没有出，又补充完善了一年。”
最终形成的《日课》分春、夏、秋、冬四册，并采用一日一课的体例，形成了日历本的形式，“以前有个叫东方红的日历，上面每天都会有一则小常识，我们受到了它的影响，觉得既然想做的是常识性的灌输，应该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王星说。《日课》的内容则以生活实物、花鸟虫鱼、哲理常识、故事及游戏为主。
老课本更注重人文关怀
王星七八岁的时候便已接触过民国老课本，当时觉得老课本图文并茂，看起来很有意思。现在《日课》的内容针对的孩子也是他最初读老课本的年龄，因为他认为低幼儿的启蒙比向高年级的学生传授知识更加重要一些。
“现在教育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最差的师资、最差的教育条件来办幼儿园。我们的幼儿园甚至是没有教材的，如果有教材用的也都是外国的绘本，我希望在这个方面可以弥补一些，告诉大家以前中国人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让他们看到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曾经有过的东西。”王星说。
王星觉得老课本在启蒙中让他触动的一种非口号、非灌输的做法，“我们现在的教育第一课就要告诉孩子爱祖国、爱人民，这是一句口号，但老课本的讲述都是实实在在的，不空洞、不说教，有具体的人文关怀。”王星最喜欢的一篇课文是《蒙学读本全书》中的《入学歌》：“春风至，杏花红，母命儿，去发蒙，儿勤读书母自喜。弟弟妹妹花下戏，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王星说：“它没有告诉孩子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是告诉孩子不认真读书，妈妈会难过的，这教给孩子一种亲情的意识，比空洞的概念灌输要好多了。”
老课本中的很多内容旨在培养孩子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王星看来这种对孩子的关怀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其中会劝孩子多吃青菜豆腐，这是我们现在小学课本中没有的，学校也不会教。如果学校哪一年能专门有一堂课告诉孩子应该多吃青菜豆腐，我可能就不用这么担心了，因为我儿子只吃肉。”王星笑着说，“现在很多孩子都这样，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把这些都淡化掉了。”
不必盲目认同老课本的优越性
虽然《日课》的内容针对孩子的启蒙，但它更多的是引发成人的反思与关注。一名读者说：“书中内容，也许百年前是给小朋友们准备的，不过百年之后的今日，绝大多数成年人不妨也借此补补课。”王星觉得这可能是《日课》畅销的原因之一，“它能够让大家得到启示”。另一个原因则是《日课》做成笔记本的形式，相比其他老课本更实用。
但王星认为，不应该盲目地认同老课本的优越性。“我们处在一个不同以往的教育阶段，在全民教育的阶段，与精英教育阶段比较，本身就不公平。‘不厚古薄今，求古为今用’是我对老课本研究的原则。”
关于《日课》未来的发展，王星觉得如果一直采用现在的形式意义不大。“你会发现四册说的全是农村的故事，不能一味回味农耕社会。”王星认为最重要的是当下能够创作出符合工业社会的绘本，“其实还是要再创造，如果单纯沉醉在老课本里，对当下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除了得到对当下的批判，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对老课本的关注实际是对我们教育的一种反思，历史没有对错，关键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什么。”王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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