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治霾!京畿重地河北正以壮士断臂的悲壮开启环境治理行动，类似的行动在定位为北京“护城河”角色的燕赵大地并不鲜见。一边是北京孤独地繁荣，一边是环首都贫困带上一些原住民因为环境治理而政策性返贫，同以往的环境攻坚一样，经济落差突显的治污困境已然显现。
钢铁大省治霾压力
今年以来持续大范围雾霾天气，让京畿重地河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差空气质量排行榜是城市竞争最不激烈的领域，河北多个地市形成自然垄断。”人们这样调侃钢铁大省河北。
有关雾霾对人体危害的讨论持续升温，北京官员“北京空气污染二到四成来源于周边输入”的表态，让一直以来充当“护城河”角色的河北置于公众监督的无影灯下。河北产业结构偏重，钢铁、建材、石化、电力等“两高”行业集中，粗钢产量超过全国总量的1/4，能源消费量居全国第2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9%，环境治理压力山大。
在此背景下，河北官员一再表态，要采取雷霆手段压缩淘汰落后产能，《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说，到2017年，河北将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河北各地纷纷对污染企业亮出红牌，石家庄12家钢铁、焦化行业重污染企业全部限产或停产，所有环保设备保持与生产同步运行率在98%以上，邢台、唐山等市也相继对重污染企业下达限产或停产的指令，企业退市进郊等治污行动在燕赵大地上全面铺开。
然而，压缩淘汰落后产能并非一句句口号或拆几座高炉那样简单，它是一项“伤筋动骨”的系统工程。毕竟，对执政者来说，发展与环保兼顾是一对矛盾。企业关停意味着大量职工的生计和地方政府GDP总量锐减。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京津冀产业是承接转移和合作互补的模式，河北承接北京重化工业企业转移，在经济政绩、财政收入、社会就业方面享受着红利，又面临着环保的巨大压力。以首钢东迁为例，北京奥运会前夕的这项重大举措，给河北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也贡献了沉重的雾霾。事实上，首钢东迁这样的产业转移不仅是两地之间的承接，国家意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推手作用。熟悉这一经过的人士介绍，当年至少有山东、辽宁、河北多地向这一项目伸过橄榄枝。
新首钢给带原住民的福祉尚未完全开启，治霾战鼓催征声四起。今年10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晋鲁和内蒙古六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但这对深受雾霾困扰的地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以河北省会石家庄为例，据媒体报道，该市未来三年将投入218.68亿元用于大气污染攻艰，去年该市的财政收入仅为573.2亿元。相关人士预计，河北大气污染治理头5年的投入预计要达到5000亿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产业转型升级路上，注定布满荆棘，甚或不可避免地要走回头路。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问题由来已久。在治霾问题上，如何避免走回头路?相关教训，殷鉴不远。
行政命令治理模式隐忧
各类环保治理的铁腕行动在京津冀地区已持续多年。这种靠行政命令推行的生态保护措施正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海河流域水争一度是全国两会上的热点话题。以不足全国1.3%的水资源量，担负着占全国10%的人口、11%的耕地、13%的GDP用水任务。海河流域水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严重透支。在这一严重缺水区域，河北承受的水资源压力尤大。河北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干旱程度可以“媲美”世界上最干旱的中东地区。
河北在用水极端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无偿给京津供水19.6亿立方米。这几年河北严重超采地下水，在衡水、沧州等地已经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漏斗。
曾经是北京水源地的官厅水库绝大部分位于河北境内。官厅水库修建时，怀来县县城正好位于水库的中心地带，怀来县付出的代价是，一座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县城、61个村庄、15万亩良田、1万亩果园、移民6.7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当地又先后砍掉14家工业项目，关闭了7家有污染的工厂，由于水库边岸塌陷，又有10余万亩土地被浸没，农田废弃，树木枯死。那些移民从千里沃野搬迁到丘陵半丘陵地带的高坡上，由于土壤贫脊，长期饮用高氟水，生活十分艰难。
北京的另一大水源地密云水库也位于河北境内。为应对日益短缺的水危机，2006年10月，京冀两地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两地共同实施“稻改旱”工程。双方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
这项工程执行多年后，人们蓦然发现，山绿了，水清了，树多了，原住民们却变得更穷了。仅丰宁一县，“稻改旱”下来，每年为下游节水2500万立方米。因为水稻和玉米的差价越来越大，这些地方的农民出现了大面积政策性返贫现象。
2000年，北京媒体发表了一组图片—《被黄沙围困的村庄》，震惊了高层。时隔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赴丰宁县小坝子乡榔头沟村考察。他在一片沙地上发表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建设绿色屏障势在必行”的指示。朱镕基视察过后，丰宁县开始大规模地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缺水，立地条件恶劣，栽种的树木不易存活，村民们栽了拔拔了栽，“哪一根存活下来的树不是种了五六遍?”10年下来，农民们艰辛的劳动换来了丰宁全县森林覆盖率从27.4%提高到2010年的43.7%，但也失去了35.5万亩耕地。当地还以雷霆手段推进封山禁牧，坝子乡有7万多只山羊，现在山羊、绵羊合计不足1万只。眼瞅着环境一天天好起来，这里的农民却越来越为生计犯愁。
“把清水和氧气输送给北京，把沙子留给自己。”这是在河北张、承地区流传已久的口号。多年来，河北省以北京护城河角色出现，一直在“两环”、“基地”、“腹地”、“后花园”等概念之间徘徊。植树造林、关停工厂，当地人主动牺牲了诸多自我发展的机会。
靠行政命令推行的生态保护措施能坚持多久?这一问号在今天正在演变成惊叹号。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反弹迹象。最近几年，山羊又开始出现在很多当地人的羊圈里，封山禁牧与偷牧者一直在玩猫鼠游戏。在坝上和接坝深山区的农民多年来一直沿袭放养牲畜的生活方式，禁牧又不增加其它经济收入渠道，这样做的效果可想而知。“如果老百姓活得没有尊严，就不会去考虑环境保护。”一些地方官员抱怨说。
经济落差凸显治污之困
在北京以北100多公里外的大片贫困乡村，生态与生存成了一对悖论，其背后则是依靠行政命令强行推进的环境保护运动。缺乏政策的连续性，使得上游一些群众治理水土的积极性正在耗尽。而这些治理最后往往异化成一场场运动。粗略算来，这些年来一场场半途而废的治理有：
从1989年开始的滦、潮河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项目，只实施了3～5年便中断投资;全国生态示范县建设项目规划长期50年、中期20年、近期10年，只实施了两年便中途夭折;《21世纪首都水资源规划》有17个水保项目，设计治理水土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规划实施期为2001～2005年，仅实施了4个项目就已搁浅……
“以前计划经济年代，都是无偿牺牲上游利益来满足下游的用水需求，没有形成科学的机制来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河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资源处研究员郎洪钢说，“近几年，随着上游来水的日渐稀少，北京的两大水源地官厅和密云水库来水量锐减，水资源危机出现后，北京开始重视上游水质的改善。基本上是水资源缺了，北京的投入力度就大了，水资源丰富了，投入又不行了，这种投入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这中间其实是没有一种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问题。”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专家张惠远指出。北京和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话题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上是北京一家独大，遇有重大活动或感受到本地环境受到危害时，才会与上游坐谈补偿的问题。
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亦不乏靠行政强力推进先例。北京奥运会期间，京、津、冀、晋、蒙的污染企业都停工了一段时间，空气质量得以明显好转。而奥运会甫一结束，便立即反弹。
目前，北京、天津市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地正在推动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在区域排放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联合执法监管、重大项目环评会商、环境信息共享、PM2.5污染成因分析和治理技术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但离开了经济转型和生态补偿机制，这种联防联控机制实效存疑。
霾天重压之下，生态补偿或政策红利都会持续到来，经济落差突显的治污之困则需要更高层面的推进与协调。与国内几大经济圈不同的是，有人形容环渤海经济圈的北京一直处于“孤独繁荣”状态，在它的周边形成了一道著名的环首都贫困带。缩小发展差距，让生态脆弱区农民脱贫，使上下游之间从生态依存向互利共赢转变才是治污的根本。
具体到工业布局，当前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向京津聚集，而落地河北的大多是重污染企业。要彻底扭转霾罩大地的状况，应该从更大地域来布局，它以环境资源为背景，把人和自然资源作为一有机整体来充分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大家来共同审视这个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京、津只有把河北等相对落后地区真正当作自己的后花园，与它们共享发展机遇，在产业布局、分工等方面给予最大扶持，才能驱散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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