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近日确认，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也被协助调查，涉案金额高达数亿。早有媒体披露，网上有举报材料反映蔡荣生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发文，重点防范和治理降低标准违规指名录取考生、向考生及家长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录取行为挂钩的费用等违规行为。但在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下，高校招生腐败案件却时有发生，高校招生领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张，国家加大对高校的投入，校园日渐扩建，而伴随高校新校区建设先后完工，越来越多基建腐败案浮出水面，基建已成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最危险的棋局。研究指出，各个年龄段的入学招生，几乎无不存在寻租现象。2008年被揭露的中关村三小腐败案中，该校的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几乎全部来自于“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择校费”。中纪委曾警示招生是教育腐败重点领域，近年来每到招生季节，北京市检察院就会组织人员到各个学校宣讲，用全国教育系统发生的各种招生职务犯罪来警示负责招生的人员。
前瞻产业研究员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网络教育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机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88.83万人，“点招”1%就有近7万人。各个学校名气不一样，点招的收费也不一样，如果按照20万计算，“点招”背后的市场有140亿;研究生阶段有面试、自主招生等环节，假设比率计算为5%，那么有近3万人，“点招”背后的市场就有60亿。两项加总，每年高校招生背后的腐败市场有近200亿，当然这只是蕴藏的腐败市场，并不是实际贪污所得。但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隐藏的市场迟早会等于实际贪污所得。
招生办“小”权利变“大”特权
据新华网报道，在一些高校老师眼中，招生办是高校的“肥缺”。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几年前，湖南省也曝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副处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弄进”大学，279万受贿金额中，大部分为“点招”所得。点招，是指考生过了高考省控线而未达到学校录取线，通过点招指标与其他达到录取线的考生一同正常录取的做法。设置点招原本是维护高校招生自主权，但实施多年点招后，点招已逐渐变味。
2003年自主招生在全国启动，首批试点包括22家高校。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测试基础上的高校自主招生。这项招生政策的初衷是通过高校自主考试，选拔具有超长创新和实践能力，或者有特殊才能、综合素质名列前茅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并签订协议的考生高考后可以通过低于高校指定分数线以下若干分数进行录取。这样的操作方式，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考试与招生分离完全吻合，需要的是政府部门将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将选择权交给学生，同时让考试评价社会化。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主招生10年来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自主权越大，就给“人为干预”留下了空间。多位老师和学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蔡荣生和人大在招生上的“黑幕”早有耳闻，所以看到他因招生问题被调查并不惊讶。该校自主招生的监督机制貌似很严格，实际上对蔡并未形成有效监督，形同虚设。
“过去曝光的涉及高校的腐败通常是工程建设、科研基金等方面的案件，但近年来高校招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指导处处长王洪伟表示：“高招腐败涉案数额越来越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这类案件的发生通常是‘两厢情愿’，点对点交易秘密进行，因此，案件多发却难以查处。”
高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经调查发现，自主招生、破格补录和调换专业日益成为高招腐败的三大“重灾区”，养肥了一批教育贪官，严重危害教育公平。某高校工作人员坦承：“‘点招’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一位211高校负责人则坦言，对于主管领导来的照顾某考生的“条子”，学校只能通过自主招生的途径将其录取。尤其是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自主招生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成为有门路但成绩不好的考生入学新通道。
一位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后，由于招生指标未完成、被录取考生放弃等原因，一些高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虽然补录也有最低分数限制，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够严，成为权钱交易的另一个重灾区。需要补录“打点”的费用与学校知名度、专业选择挂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指出，在一些学校，破格和补录占招生数的2%左右，但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调换专业同样衍生成花钱“买”好专业。
透明公开是“良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越来越大，腐败案件也时时曝出。内部指标不被公开，制度空间缺乏监管，保送加分暗箱操作，行政权力介入招生，且难受制约，焉有不出问题之理?”
调查发现，当前高校自主招生中，教育部门要求做到公正公开，但是并没有明确公开到何种程度。自主招生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7项，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业成绩、笔试、面试评价等不在公示其列，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根除高校招生环节的‘黑幕’，需‘猛药’医治，良方就是关键信息要公开。”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表示，对高校赋予更多自主权利的同时，更要对其相关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
权力缺乏约束，这同样是大学存在的问题。熊丙奇分析道，现行的学校治理体系中，行政权力极大，行政权可以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直接介入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而且缺乏监督和制约，很难规避招生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录中的问题更大。”某高校系主任王宏伟告诉记者，每年都有亲戚、朋友、老乡来找他，希望能通过“特殊途径”读研，均被他一一拒绝，“但从整个学校的招生效果来看，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更是大量存在。”
王宏伟说，研究生招生一般有几个环节容易出问题，“考前透露考试题目，在命题前，尽管各高校各学院要求出题的导师签订保密协议，但是泄题现象却屡有发生，阅卷最容易出问题，有的学生会在试卷上做标记。调剂过程同样容易出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花点钱找找人、打打招呼，地方性高校非常讲关系、看人情，有规无章，大家都在这么做。”王宏伟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的运行机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伟萍认为，这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有利于多元化的选才。但“放权”的同时，如何防止贪腐的发生，需要在操作中进一步规范。“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但多元化选才的自主权要与责任相匹配。只有改革方案更完善，制度设计更严密，才能有效遏制权力寻租的空间。”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表示。
不能因腐败否定自主招生
当所有人把矛头直指自主招生时，熊丙奇说，这值得警惕，这显然是找错了方向。“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原有的高校治理结构并没有打破，依旧实行行政治理，这种半吊子改革，进一步为贪腐制造了空间。”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之外，高校自主招生为具备特别才能的考生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然而，招生过程不透明与权力缺乏监督，致使“好经”被念歪。放开自主招生权，让负责招生的高校主管拥有极大权力，而这种关乎教育公平的权力却不受制约与监督，操作的空间与权钱交易由此滋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张志安，曾经作为面试官参加过中山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在他看来，从改革的角度来讲，自主招生对高校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加强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避免按高考成绩搞“一刀切”，让有特长的学生得以进入更好的学校。“如果把自主招生的制度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将极大地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好的制度还需要一些设计来堵住漏洞。”
熊丙奇认为，这次人大曝出的自主招生腐败丑闻，从本质上说，就是高考作弊。只有严肃问责，才能起到警慑作用。一方面，司法机关要进一步调查这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人员卷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对以权钱交易进入人大的学生进行清退处理，并追究所有当事人的责任。
对高校赋予更多自主权的同时，更要对其相关环节进行有效监管。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张鸣教授直言：“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在高校去行政化已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政府理应减少对高校的干预与限制，而行政干预退位之后，要使来自学校老师、学生以及民众的监督立即填补上去，让自主招生真正体现公平与包容。
而要彻底遏止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熊丙奇指出，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他说，目前的贪腐根源在于教育行政化，学校行政权力不受监督。因此必须深入推进改革，推进教育去行政化，这包括学校外部的去行政化——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政府部门不得干涉学校办学;以及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行政领导不得越权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等方面。如不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维持行政治校的格局，贪腐不可能得到根治。这将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到位。熊丙奇表示，没有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很难改变学校的办学态度。
(编辑组稿/毕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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