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老人的新闻近日又成了媒体聚焦的热点。在江苏，大妈们为了晚上跳舞，占据小区空地，在此停留的车辆被贴上纸条;在吉林，一位82岁的老人因为公交车没进站点让他多走了路，竟把司机骂晕了过去;在汕头，两名高三学生扶起了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反被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有网络媒体将之集纳为专题并炮制话题：中国的老人是不是集体“变坏”了?更有媒体进一步延伸，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于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争论，在媒体圈里开始激荡。
老人的“坏新闻”为何“爆表”
“前些天媒体报道的‘西安老人跟姑娘抢座位，坐姑娘腿上’，其实是个假新闻。当时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记者太不负责了，只根据微博写稿子，不靠谱。但我要说的是，这种事还真发生过。”张明在西安一家都市类媒体工作，谈及有关老人的“坏新闻”，他一口指出有些“坏新闻”其实是杜撰的。当然，他也不否认类似现象真的发生过。
张明想起他在成都采访时的一件事。“我采访完回宾馆写稿，等了半个小时，等来一辆公交车，人挤得满满的。我从后门往上挤，前脚刚踏上车，后面有人生拉硬拽把我拉了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老太太来了一句，年轻人还跟我们挤公交车吗?我说，您老能挤上去吗?看了半天，觉得她也挤得好辛苦，我说，我打车，要是顺路拉您一程。结果老太太边挤车边说，你是不是因为没挤上车，想骗我下来?”尽管经历过这样的不愉快，但是张明并不认为中国的老人“集体变坏”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的确有一部分人不会给老人让座。但是老人强迫年轻人让座的，我还真没见过。有些老人甚至会婉拒年轻人的让座，说过几站就到了。至少我看到的一些场景中，年轻人尊重善待老人，老年人也体谅年轻人的，还真不少。”
张明说：“但广场舞事件我却另有一番感受。我有个邻居，三天两头就在小区QQ群里吐槽，说有一群老太太每天都在她楼下跳舞，吵得她和小孩日夜不能安生，跟老太太们交涉多次，仍然无果。最后她家里人只有用斧头把楼下的插座砸烂了。但没多久，这群老太太又把它修复了，然后广场舞继续。”
两个不同的场景里，张明看到的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老人，有时候他甚至会想，这究竟是老人的问题，还是我们的秩序规则出了问题?
在中国人眼里，老人应该是明事理、辨是非、德高望重的。汪岩在一家IT公司工作，谈及“老人变坏”的话题时，她说：“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谈到老年人一般都代表着处事讲规矩，待人有礼貌，把品行看得很重。年长的人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高声喧哗，他们理直气壮地制止小孩子们扔石子、砸玻璃、打路灯，更不准打架骂街;他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因此也有资格以身作则地教育年轻人，吃饭不该趴着歪着，吃东西不能出声，夹菜更不要如鸡头啄米，立时挺胸抬头，坐时身板端正。”
汪岩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农村，不少受传统习俗熏陶过的老人，不管识不识字，对读书、对文化，从眼神里都透出一股敬仰之意。“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良言三冬暖，恶语六月寒”，都是很多农村老人一生的信条。至于现在为何有如此多关于老人的“坏新闻”出现，汪岩认为，一方面老人“不讲理”的事情也许确实比以前多了，但另一方面，极具观察力的媒体在“合并同类项”后，“个案”也可以成为“现象”。老人的“坏消息”一下子“爆表”了，这和媒体集中报道、“选择性报道”一定是有关系的。
“显化”的老人问题与坏无关
中国与老龄化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近，老人的“问题新闻”势必越来越多，这显然不是评说“老人好坏”就可以解决的。以广场舞大妈为例，如果大妈们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她们还会不会再去干扰别人?再以公交上的老人为例，如果乘坐公交的老人能浸入在一个平和友善的车厢空间里，他们人性中“恶”的一面还会不会被激发出来?与其说老人的“坏新闻”表现出的是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倒不如看成是老人和社会的冲突。
但舆论显然不止于表象的追问，它们更愿意追究我们面对的这些老人，究竟为何选择了让年轻人乃至当前社会不满的行为?众所周知，这些年“新晋”的老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前后，凤凰网的一则专题，对这一代老人的成长经历进行了追忆。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对这代人而言，充斥他们生活的只有“匮乏”。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正好遇到“三年困难时期”，食品短缺和饥饿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物质观念的形成。哪怕到了物资充裕的时期，记忆中的“匮乏恐慌”还是会使他们试图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而为了物质不惜大打出手甚至铤而走险。精神层面的“匮乏”更甚。在物质长期匮乏的背景下，人类的活动唯一目的几乎就是生存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伴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观念又不存在，为了生存下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是文学作者描述苦难时期的生活：“谁不偷谁就活不下去。”
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环境下，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当初种下的恶果，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于是，他们不觉得广场舞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困扰，不觉得让座是一种关爱而并非理所应当，甚至可以颠倒是非、诬陷他人，成长时期基本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利己。当然，除了教育之外，还与另一种他们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那就是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影响。
媒体评论员周东飞对这样的“追讨”不以为然：分析“老人变坏”这个话题，一般会想到老人和年轻人的不同，是在一个切面上考虑问题。但是，“坏人变老”则是从纵向深度上来考虑问题，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现在成了老人，“那个时代”的种种印迹也都带到了今天。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年代中，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受到过政治运动的浸染，尽管政治无处不在，但是谁又能统计出饱受政治运动影响的人是绝大部分呢?如果不能，那又凭什么以这部分人身上的“恶”来指代这一代老人的“坏”呢?把握了话语权的年轻人，总是很自信地总结着上一代人的“共同之恶”，以为从那个时代出来的老人都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如果单独批评老人的丑闻，舆论不会引发震荡。但是，当老人和“坏人”发生联系时，尤其是把这一代老人指证为“坏老人”时，不引发争议是不可能的。杂文家鄢烈山显然也不同意“坏人变老”的说法。在他看来，别管哪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和博爱情怀，人们崇奉不择手段、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文明道德水平能会随代际更替而进化吗?问题不在哪一代人身上，而就在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上。这世上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具体的好事和坏事，只该“就事论事”。
“坏老人”的争论是一场“中国式代际批评”
有关老人乘坐公交时为老不尊、摔倒时被人扶住反却诬赖的新闻并不少见，在一轮轮的信息轰炸后，受众对这些老人的负面新闻已不再敏感。之前也很少看到有舆论针对老人的负面新闻而发起对老年人整体形象的反思。这一次，因为有了“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老人的形象问题一下子在舆论视野里炸开了锅。事实上，从一些有关老人的负面新闻中提炼出“老人变化，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从眼球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已经成功地把那些已经被我们“冷冻”的社会新闻营销了出去。
贴标签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营销方式。一些媒体早已习惯于用简单的标签炒热某个议题，将原本复杂、丰富的事件和人群简单化、极端化、标签化，以迅速吸引眼球。而公众则在此种引导和长期浸润下，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分辨是非的习惯和能力，整个社会在为此付出着代价。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争论，这其实是一场“中国式代际批评”的争论。我们已经见多了年长者批评年轻一代的现象，从70后到80后，从80后到90后，这“三代人”都被老一代人批评过，他们都被贴上过各种标签。不仅上一代人喜欢批评下一代人，甚至连同一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不忘以一代人的名义自省。2008年，作家张悦然破壳而出以“80后一代”的名义自省。
年长一代批评年轻一代也好，同代人的自我反省也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这样的“代际批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年长者批评年轻人，总是希望年轻人少走弯路，所以总免不了数落年轻人的种种不是。而自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算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所以，即便一个人以一代人的名义进行自省有失妥当，但这种姿态毕竟值得肯定。
如今，当年轻人开始批评年老一代时，他们是不是背离了“为尊者讳”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他们还给老人贴上了“坏人”的标签。有人说老人为什么不能批评?难道因为年龄大就有了“被批评”的豁免权吗?如果细细回顾“中国式代际批评”，其实不难发现，被批评的一代人总会赢得同情。年长者批评年轻人，他们是基于自身的体验以及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察为标尺的，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个平衡的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每一代人都会自觉找到与社会发展平衡的契合点，从而在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共同进步。所以，当他们曾经批评过的那代人真正成长起来之后，他们曾经的担忧其实完全是“多虑”的。而如今年轻人批评年老者，甚至提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他们的根据是特殊时代某种政治运动对这一代老人造成的影响，而这些根据多是基于书本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式代际批评”中，除了“同代人”的自省，其他的“代际批评”都是在话语权不对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70后、80后、90后还没有成长起来时，无论上一代人怎么评价他们，因为自己没有话语权，他们不得不承受着各种褒贬。如今，当年轻人成为了强势人群，当他们开始对年老者进行代际批评时，在话语权的博弈方面，年老者因为丧失了优势，他们同样没有“还手之力”。而任何批评，如果话语权不对等，其实都是“不健康、不公平、不完整”的。可惜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对等的批评。在这种不对等的批评中，每一代人都很容易地认为自己身处的代际是好于其他代际的，并表现出一种优越感。而实际上，“中国式代际批评”到底有多么无聊，也许很少有人反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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