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让国家少增加了4亿人口，但却给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带来了孤独、伤痛和巨大的压力。
叶廷芳感受到了那种孤独，“笛儿妈妈”尝到了伤痛，而几乎每一个成长起来的独生孩子，都体会到特殊时代背景带给自己的巨大压力。
即便在中央终于决定为这一政策松绑，开放“单独二胎”之后，但对这些人而言，一切都没有改变。
人伦的缺陷?
77岁的叶廷芳已经退休了，但是依然关注国家在计生政策方面的调整。退休前，他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06年“两会”期间，他联合29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引发坊间热议。
“朱镕基总理2000年访问日本，接受日本记者的访谈。日本方面带来了一个千叶县五年级的小孩，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实行一胎政策，不孤单吗?’这个小孩设身处地地想，他觉得孩子很孤单。因为父母的疼爱代替不了儿童在兄弟姐妹玩乐当中自发的欢乐。”人文社科背景的叶廷芳，更多地关注到独生子女家庭在亲情、伦理上的变化和缺憾。
这种孤独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伴随左右，并发生影响。许多育儿专家注意到，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养成不喜欢跟人说话的习惯，他们缺少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喜欢把自己封锁在个人世界里。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成天被父母长辈围着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叶廷芳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2009年，《生命时报》曾联合搜狐健康、新浪健康，以及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就二胎话题进行调查，吸引了近万人参与。在“什么原因会促使你生二胎”的调查中，68.3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想让孩子有个伴”。
而美国《时代》周刊在披露一份研究报告时，曾不无动情地写过拥有兄弟姐妹对一个孩子多么重要：从孩子出生之日起，兄弟姐妹们就是他的同伴、同谋、模范、反面典型。他们是彼此的训斥者、保护人、眼中钉、嫉妒之源、鞭策者、同伴、顾问和骄傲。他们教会彼此如何解决冲突，如何结交朋友。姐妹们教兄弟认识女孩子的秘密，兄弟们教姐妹们了解关于男孩的疑问。加州大学的家庭社会学家凯瑟琳·康格尔说：“兄弟姐妹伴随我们一生的旅途。”
“娃娃亲”
现在，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不得不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为孩子们寻找相伴人生旅途的玩伴。
就在叶廷芳为独生子女鼓与呼的时候，独生子女咪咪和小小在上海降生了。双方父母住在相邻的小区，本来就彼此熟识。在咪咪和小小一岁多的时候，咪咪妈和小小妈就操持着两人定了“娃娃亲”。
结婚的事情，只是笑谈，双方父母主要是想给孩子找个玩伴。“定亲”之后，两家买孩子的东西，都是两份，男孩一份，女孩一份。两个孩子，感情进展也很顺利，现在好得不得了。有时候小小耍性子不想去幼儿园，咪咪一个电话，他就乖乖爬起来了。
“娃娃亲”的回潮，已经成为这两年很常见的现象，甚至许多社区或者商业机构，都开始举办“娃娃相亲会”。虽然参会的家长，大都抱着好玩儿的目的，或者是希望为孩子寻找玩伴儿而去。但互相开着玩笑的家长心里，其实也有真实的焦虑。
男女比例失衡，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又一个负面效应。中国社科院曾有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困境，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更倾向于养育男孩。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男女正常性别比例应该在103：100左右。但是2005年，中国男女儿童比例已经达到119：100，有些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130：100。到2020年，中国可能将有2400万适婚男性找不到老婆。
高风险家庭
这一切，计生部门掌握得也很清楚。2012年，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称，70后、80后、90后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共计多出2315万。
这个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4号的国家机关，虽然已经与卫生部合并，但无论是过去三十多年还是当下，都一直处于外界争论的风暴中心。但是它不为外界声音所动，坚定维护着国家的计生政策，毫不妥协。
“笛儿的妈妈”张女士就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坚定与不妥协。笛儿是张女士的独生女儿。如果能活到今天，她应该30岁了。但是在2008年的5月，因为一场车祸，这个家庭失去了自己的掌上明珠。“笛儿妈妈”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因为年龄大都超过50岁，很难再生养孩子，只能在伤痛和独孤中走自己剩下的人生。
许多失独者，曾经数次到位于知春路上的国家计生委寻求帮助，但是一无所获。“我们对得起这个国家，你让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了。”一位失独妈妈说道，但现在，孩子的离开，不但让这些年长者失去了精神寄托，也没有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他们希望这个时候，政府能为这些“计生政策的牺牲者”提供帮助。
他们向当时的计生委提出申请，希望获得国家补偿。在申请里，这些失独父母们提出了一个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国平均寿命-孩子成活年龄)÷2。
虽然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但这些家长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只得心情沉重地离开。但是，外地的家长，回到所住的宾馆时，却被告知已经不能再入住。而他们所来之地的计生部门，也迅疾赶到北京，将他们接回。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最终成了维稳对象。
一直关注计生政策的叶廷芳，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按照人口学家统计的概率，就是有千分之六点几的家庭遭到不幸，唯一的孩子失去了，给父母一生当中带来无限的悲痛。”叶廷芳参加腾讯网的一次座谈时说到，中国现在强调以人为本，这种家庭的悲痛，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到。
“这些都影响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媒体人曹景行当时回应道，比如“我们那时候春游、秋游是最正常的事情。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体育活动，更没有课外活动，原因就在于怕出事，孩子轻的可能伤一下、摔一下，重的可能会伤及到生命、残废，这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这对我们教育也产生很大的问题，结果我们孩子乖乖地关在教室里面。”
老何所依
“笛儿妈妈”今年已经57岁了，自己唯一的收入就是2000多元的退休金。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养老。她和丈夫跑了很多养老院，但许多公立养老院需要提供直系亲属的担保才愿意接收他们。而不需要直系亲属担保的私立养老院，费用又让这个家庭望而却步。
全国各地终于陆续出台了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政策。各地政府推出的补贴标准各有不同，但大都很低。比如，重庆每人每月可领260元，河南则提高到了600元。深圳以家庭计，每个家庭每月补贴770元。对这些已近暮年的群体，这些补贴杯水车薪。
养老的难题，并不只是失独家庭的困扰，它盘旋在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上空。当那些在父母宠爱与呵护中成长的独生子女终于成人、结婚、生子，双方的父母也都步入老年。对这些独生子女而言，双方父母的养老难题，都承压在两个人身上，再加上自己的孩子也需要抚养，压力更是巨大。这种“421”类的家庭已经非常普遍。
改革开放后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险养老体制，也在这时遭遇了挑战。养老账户“空账”问题屡屡被专家提及，“以房养老”、延迟退休……政府在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想见，未来很长时间里，儿女仍不得不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主要任务。
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化改革的决定公布，中央决定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对于为计划生育政策奔走呼吁的叶廷芳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只是对爱痛纠缠着的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已经出现的问题却并不那么容易因此而解决。“笛儿妈妈”等失独者，依然面临着老无所依的困境，421组合的家庭，同样要承担沉重的负荷。
三十多年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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