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直陈农村面临的种种困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正呈现出无比矛盾的图景：民以食为天，提供粮食的农民却生活困苦;中国经济以年均高于9%的速度增长，农业却滑到了危险之边缘;依靠集约土地办企业，各地发展经验层出不穷，拥有集体土地的农民不是直接受益者，乃至成为大规模征地拆迁的受害者……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种种矛盾和二律悖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折射出五彩斑斓的社会图景。
二代农民工的断裂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有多少人?对于“家底”，官方和学界至今难以估清。一项研究报告说，到2009年末，北京常住人口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有人预计，长期漂在北京，没有登记的人口数被大大低估了。这一年，广州常住流动人口超过600万，接近本地户籍人口，深圳常住人口超过了1400万人，而拥有特区户籍的人口仅200多万。
这些长期工作生活在大城市，没有当地户籍的人被称作“漂”一族。大量无法扎根于城市的人口，造成了种种独一无二的景象——每年春节，庞大的运输压力让春运成为一个死结;每到经济危机，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返乡，退守到他们的祖居之地。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低于工业化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对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累计迁移落户的外出就业农民工只占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而在这一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为44.7%，在城市人口增量中，近72%系农业户口。加之在中小城镇买房、结婚落户的人，学者预计，只有约10%的农民工最终能够完全融入城市，且大部分被城市低端服务业吸纳。“伪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为学界所关注。
一直以来，类似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高筑门槛，各地的入户限制基本上停留在“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阶段。大批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移民，同在一片蓝天下，也不能享受当地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诸多困扰。
广受关注的是教育的烦恼。因为捆绑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制度，让很多孩子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或沦为留守儿童。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5800多万留守儿童和2000多万流动儿童。那些从小跟随父母在城里就学的孩子，即便在城里完成高中借读，也不得不返乡参加高考。人伦悲剧背后的社会隐忧已然浮现，广东一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数据显示，8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曾是留守儿童。虽然近年来教育部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但特大城市的户籍坚冰离实质性突破仍遥遥无期。
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的‘官员化财政’造成了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北京的高层官员最多，故而获得的国家投资最多;省级官员绝大多数集中在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在全省获得的投资最多。现在的二元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要保护很多人的优势资源和既得利益。”户籍制度仍然执行着分割城乡的功能，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已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
大城市户籍一纸难求的实质，还是它实实在在的含金量。以北京为例，在教育方面，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就要为孩子预留庞大的教育经费，幼儿园的各种赞助费在2万左右，小学、中学阶段，每年的赞助费、借读费等也要四五千元，高考，北京的分数线要比外地低一二百分;在住房方面，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同当地人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红利;消费方面，外地人买车首付40%，本市户口只需首付20%;此外，北京冠绝全国的医疗、社保，外地人也只有靠边站的份儿，望而兴叹……
不法分子嗅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北京人事局司机付长利伪造手续为他人办理假北京户口，获利109万元，事后，人们发现知名导演王小帅也通过付来购买北京户口，这让许多人扼腕而叹：“王小帅攻克了柏林，攻克不了北京户口。”央视某女记者为购买北京户口，被自称为“国情局长”的程某骗财骗色。
流动人口由于不能享受与拥有城市户口相同的城市公共服务，第一代农民工不得不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在黄金年龄段为城市服务，年老体衰时退回农村。而今，这种现状已走到断裂的边缘：第二代农民工与父辈的成长环境相比已发生显著变化，他们不愿再退回农村，鲜有人秉持赚钱后回乡盖房娶妻的观念，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要求与城里人一样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更高的薪酬，更好的工作条件。
检讨“以土地换社保”
城市化的浪潮不仅波及着那些进城务工、经商、自主择业的异乡人，也深刻改变了城郊农民的生产生活模式。城市化进程中，上楼成了城乡接合处农民的宿命，上楼后怎样维持现实和长远的生计?过去，绝大多数城市沿袭的是以集体土地换社保的方式。
路面上到处是操各种外地口音的人，外来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村人，一间房被分割成多间小房，蜂巢一样地挤在一起。村里大部分人家就是靠出租房屋来维生，这种方式又被形象地称之为“瓦片经济”，大多城郊农民的生活方式如此。外来务工者只能被动地随着城市化的浪潮一波波地被越推越远，他们总是在生计和便宜的居所之间衡量，对许多人来说，住进窗明几净的楼房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瓦砾向前推进时，浮议已让城郊农民内心有些不安。“谁家又在突击盖房呢。”“谁家在拆分户口。”“听说又进了空挂户。”四处飘散的消息总是牵动着他们紧张的神经。能得到多少拆迁补偿?搬到新楼里，没有了房租收入，又要增添暖气、物业等支出，住不起咋办?现实的问题折磨着他们。
按照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农村集体用地若要转为房地产开发程序，必须先把集体用地转化为国有用地，即政府按照基准地价征用土地，将集体用地纳入国有土地储备，而后以招拍挂方式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其间的地价差距构成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而农民集体自主的开发往往被认为是非法的，不仅面临被强拆的风险，而且无法取得合法“出生证明”，部分地方做大做强后方才被政府所承认。
城郊农民告别“瓦片经济”后，住进楼房，政府将农民转居、转工，农民统一纳入医保、社保，这便是典型的农民以集体土地换取社会保障。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往往损害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矛盾的结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张云华博士等人曾对北京市朝阳区、江苏省苏州市、四川双流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份《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四省市千户失地农民调查》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在获得巨额土地收益时，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与土地增值的巨额增值没有直接关系，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现实生活和长远生计。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仅占5%到10%;地方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开发商则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
既然市民的社会保障不以房屋、存款来换取，为什么让农民以土地和财产来换取呢?各地因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显示旧有以土地换社保模式已不可持续。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让农民充分享有集体土地收益势在必行。仅有少数孤例在农民自主型城市化道路上闯开了生路，更多的地方官坐享着任期内的土地红利，某地新官上任后，甚至抱怨前任卖光了土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农村集体土地问题着墨较多，同地同权、征收房产税业已提上议事日程。虽有公论，操作的细节仍十分繁复，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顶层设计和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相关细则。要使农民获得相应收益，其前提条件是，地方政府从扭曲性的“土地预算外财政”向以财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为主体的“土地预算内财政”过渡，形成长期而稳定的地方财政融资模式。
破除学历越高收入越低陷阱
弥合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的鸿沟，劳动力要素不可或缺。在重视教育的中国，“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改变了无数农村寒门学子的命运。然而，近年来，“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又有泛滥之势。
拐点出现在城市的“民工荒”。本世纪伊始，用工紧张状况在沿海部分发达地区蔓延，工矿企业频繁遭遇用工荒。近年来，这种趋势一次较一次紧张，企业纷纷放低身段吸引工人，低端劳动力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常态。相应地，非农行业劳动力工资大涨。
几乎与此交替演进的是，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大学连年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每年不足百万急速增长到2013年的699万人，“史上最难大学生就业季”不期而至。高校扩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由此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原来的一个岗位，现在有几个人来竞争，短时间内造成毕业生就业紧张的问题，薪酬预期一降再降。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中国的家庭历来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学生们通过十年寒窗苦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过去的大学生被国家包揽下来，家庭只需要支付较低的成本，学生毕业后还能获得令人羡慕的职业。而如今，很多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倾其所有甚至举债供孩子上大学，毕业或面临着失业。大学生就业难，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有关大学毕业生收入不如农民工、读大学值不值的争议再次甚嚣尘上。
从表面上来看，是教育投资有风险，就其本质探究，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有其特有的制度壁垒。由于户籍制度等障碍，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距、地区差距、垄断的国有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县城、乡镇、农村、中西部和民营企业去工作。而基层、农村、民营企业恰恰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
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严重发育不良。国有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获得信贷支持很难，加之税收向生产领域倾斜而不是向消费领域倾斜，大型国有企业在行业的垄断地位，形成事实上的“玻璃门”，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形成挤压，民企难以为大学生提供体面的薪酬。
教育是打破代际鸿沟的最有效手段，在一些地方却沦为抽血机。如果乡村越来越凋敝，城市还能孤独地繁荣多久?
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生占整个国家人口比例并不高。人才资源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它将在一定时期内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识者应该保护好资源。所喜的是，从本次会议决议来看，打破行业垄断“玻璃门”，让劳动者体面有尊严，均有相关表述。对相关的联动改革，人们拭目以待。
一个农民的追问：农村的地可以更值钱吗
尽管只读过五年小学，但说起与土地相关的历史词汇，杨建国就像对种了半辈子的庄稼那样熟悉。
“土改”，杨建国对它最初的认识源于父辈的讲述。上世纪50年代初，“斗地主分田地”，在这个位于隆回县荷乡桥镇山脚下的村子里，父母、尚未记事的杨建国和刚出生的弟弟，共分得4亩地。
“自留地”是1955年前后的事情。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杨建国说，分了没几年的地又归了集体，每户只留下两三分地，种些红薯、土豆充饥。1958年，搞人民公社，杨家的自留地也被收走了。
三年困难时期快结束时，中央反省农村土地政策，杨建国记得，“自留地”又回来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自留地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文革”结束后，杨建国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随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冒死”按下红手印，为日后改变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埋下了一颗种子。杨建国夫妻和父母、两个孩子，共分得6亩地。
当时身为村长的他跑去乡政府问，“两个老的过世了，地怎么办?我的崽生了崽，又怎么办?”但没人知道怎么办。所谓“家庭承包为主、集体统一经营”，集体怎么统?决策者们也没能形成一致意见。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杨建国得到了确切答案，“老的死了，孙子生了，你家还是6亩地。”这一政策被称为“生不增、死不减”。
随着城市化进入高潮期，新一轮土改来临，它将农村土地变为城市土地，这期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入“城”所产生的巨额利益?
杨建国对这一轮土改亦有感受。修公路，建工厂，盖商品房，钢筋水泥开始侵占到杨建国和他的乡亲们身边。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乡亲们会不时在一起说上两句：“我的地没一百万就是不卖，不行吗?”“国家要发展，你抵得过么?”
像很多村干部一样，杨建国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指着电视问，“土地政策要变么?农村的地可以更值钱点吗?”尽管全会公报没有明确回答杨建国的疑问，然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些说法让他隐约觉得，有戏。
(潇湘晨报)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