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主题之前，先谈谈我的一段反腐经历吧。
2002年到2005年，我供职于北京某杂志社。先是做执行主编，最后两年，可能因为这位置过于招摇，同时我的身份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杂志社便调整了我的任职，让我退到比较二线的记者部当主任。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当官。
所谓记者部，职责主要是管理遍布全国的二十多个记者站。对那些记者站，我其实是忍很久了——我不敢说他们全都是蝗虫，起码大部分是。他们名义上属于杂志社，实际不过挂靠而已，编制都不在杂志社，杂志社也不负责他们的任何费用。给他们的唯一的资源，就是执照。跟杂志社关系最铁的，能拿到国家版的即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关系一般的，也可以拿到杂志社自己印制的所谓采访证。有了这执照，他们就可以横行江湖，任意敲诈企业和基层政府。所以，尽管杂志社没有拨给他们一分钱，但他们没有一家不活得有声有色。
但他们活得有声有色的代价是，杂志社的声誉越来越走下坡路，让我越来不堪其辱。但执行主编的权力仅限于稿件的组织，不好干预记者部的内部事务。但一旦我坐上记者部主任的交椅，哪还容得下他们的乌烟瘴气呢?这就注定要有一场冲突。
上任不久，我就接到来自某省读者对杂志社驻当地记者站的举报，一查，内容属实。我一纸通告报送杂志社，宣布注销该记者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该记者站是杂志社资格最老的记者站，也是规模最大的记者站，旗下员工多达三四十人。不必讲我受到的形形色色的骚扰、恫吓，杂志社也觉得我出手太重，跟我商量能不能缓冲一下，给点余地?但我的态度极其强硬：要么撤了那个站，要么撤我这个记者部主任。结果，是杂志社选择站在我一边，果然就把那个站给撤掉了。
现在走笔至此，我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当年的冒失，说胡闹那是一点不夸张。那可是三四十个人的饭碗啊，哪能我说砸就给砸掉呢?这该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胡闹居然得逞，原因是我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完全理解完全信任因而无条件支持我的领导，即时任杂志社总编辑的温铁军先生。得知我说的都是事实，他居然就认可了我的决定。那个站的站长本来还有幻想，因为他不仅在杂志社树大根深，而且跟杂志社的主管单位，也是关系匪浅。他哪想到，会有一把手温铁军先生出来顶住一切压力，于是全傻眼了，只好灰溜溜认输走人。最大的站都被一夜之间端掉，这对兄弟站的威慑就不言而喻了。不敢说我杀猴儆鸡真有多大作用，但至少在我记者部主任的任期内，再没有接到类似举报。
媒体的体力寻租与政策寻租
翻出这堆陈谷子烂芝麻，不是因为什么闲情逸致，而是想用亲身经历提供一个媒体寻租的样本。像当时该杂志社的那种情况，在部委报刊系统根本就见怪不怪，属于惯例。部委报刊所属的各地记者站，几乎都无关新闻，都是用采访换钱。譬如该杂志社的内参的威力虽不及新华社的《动态清样》，但也毕竟要送到所有中央委员尤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案头，记者站看谁不顺眼，在上面随便参一本，也够对方喝一壶的。所以，记者站惯用的手段就是，听到谁的负面消息，赶紧派记者第一时间过去采写内参稿，再毕恭毕敬呈送对方“核实”，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我任职执行主编期间，上面发表的大多是观点类文章，没几篇报道类的，更没几篇批评报道类的。但记者站天天都在做批评报道。那么多批评报道最终都去哪了?都在换成一札札百元大钞之后，锁进了报道对象的保险箱，或者被报道对象烧成灰烬了。
其实整个内参行业，都早已经产业化，因而都变身为正面报道为主，背离了原来舆论监督即批评报道为主的定位。而所有这些变性的背后的动力，无不是既得利益，而且是巨大的既得利益：黄金地段的一块块地皮、一栋栋大楼，进入各种暴利行业的特许权，乃至孩子的优质学位……像部委报刊记者站那样苦哈哈的追踪负面新闻，写成稿子一篇篇换钱，那对他们来说太粗俗了，他们的寻租优雅得多，几乎跟具体的报道具体的稿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程序上没什么把柄可以让外人抓得住，基本属于合法腐败。
部委报刊记者站的寻租属于体力寻租，是最底层的新闻民工特有的初级形态的寻租;而某些媒体各地分社的寻租属于政策寻租，即用报道权置换形形色色的政策上的特许权，是高级形态的寻租。但相比最高形态的寻租即宣传部的寻租，他们都小巫见大巫。江湖上有则传闻，颇为生动地描绘了最高寻租的神威。
某报社精心组织了对某企业的负面报道。企业当家人闻讯，赶紧找报社公关，愿意用六百万广告换下那组负面报道，但被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报社断然拒绝。报道照样进行，照样签字付印。但第二天报纸出街，那组报道却根本就不见踪影——原来，刚付印宣传部就给报社打来电话，措辞强硬地勒令无条件撤版。显然是因为企业到报社公关失败，赶紧跑“部”前进，找宣传部“灭火”。而企业的花费，也就不再是六百万能打得住的了。
近年新闻禁令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不单政治、社会和法律报道的禁令频繁，财经报道尤其公司新闻的禁令也越来越频繁。而许多财经报道尤其公司新闻根本就无关政治正确尤其无关政权稳定，用常理怎么都无从推度为什么他们会下禁令而且那么积极、那么高效。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能够马上拿得到直接的寻租证据，但其背后巨大的利益驱动，也是完全符合逻辑因而不容否认的。这种寻租才是收益最大而成本最小甚至零成本的寻租。譬如上例，宣传部区区一通电话就值至少六百万，世界上有哪个生意人能坐拥如此暴利?
官媒的寻租是权力寻租
以上所谈的所谓新闻寻租，无论哪个层次的新闻寻租，都主要发生于官媒而非市场化媒体。其规律显而易见：级别越低，权力含金量越小，杀伤力就越小，手法就越低端，寻租就越辛苦;权力含金量越大，杀伤力就越大，寻租就越简单，手法就越高端;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宣传部，则居于整个寻租生态链的最高端。即，寻租含金量和难易度，跟级别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完全成正比。没有级别和权力支撑却想寻租，门都没有。
而在中国媒体生态链中，级别最低，权力含金量最小的，往往是市场化媒体。所以，市场化媒体固然不可能完全没有寻租，但其寻租空间的确太小太小，而风险的确太大太大。真正属于顶尖级的市场化媒体，其口碑其信用本身就是生产力，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新闻产品越是高品质，经济效益就越好，寻租恰恰会严重伤害其新闻品质，得不偿失。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本来是不屑于寻租的，也才有某媒体坚拒六百万公关费的故事。但市场化媒体中的三四流媒体就不好说了，他们既没有官媒的权力红利，也没有顶级媒体的信用红利，在中国媒体中属于最苦逼最挣扎的一群。困窘万端而又不存在任何有效的行业自律，职业伦理没有普遍的制约力，这种情况下乱了分寸，失身甚至卖身，就都在情理之中了。但如果把官媒的寻租比作盗国，他们的寻租就不过窃钩而已，其收益及危害，显然不在一个层次。
因为最近《新快报》事件，胡舒立旗帜鲜明地主张“新闻寻租不可恕”。胡舒立维护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对新闻寻租的深恶痛绝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如上所述，新闻寻租在当下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局部的问题。所有官媒的寻租，都谈不上新闻寻租，归根究底，都属于典型的权力寻租。刨出这一大块，就等于刨去所谓“新闻寻租”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了。剩下百分之二三十的所谓“新闻寻租”，譬如三四流媒体的寻租，譬如相当比例的财经报道的寻租，确实需要通过新闻界的自律来解决。但责任是跟自由对应的，自律是跟自立对应的。如果新闻不能独立于权力，自律带来的往往是巨大伤害，那么优汰劣胜，最终可能连长期坚守的顶级市场化媒体也无法坚守，而不能不被污染，新闻界也就难有一寸净土了。
任何管制都能带来寻租。如上所述，整个新闻管制，已经越来越不单是政治管制，而越来越蜕变成寻租体制，越来越专为权力寻租而设，越来越成为一部精密的敲诈机器。权力的不受制约是终极的污染源，所有人祸归根结底都是官灾，不单新闻界如此，中国所有领域都是如此，没有例外。撇开此层不论，把所谓“新闻寻租”仅仅归咎于新闻界，把解决之道仅仅归结为新闻人的自律，这至少不切题，不真实，当然也就不可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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