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收受他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这个案子，经过10月2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一次全国舆论公审，初步结案。
涉案各方，无论各自动机如何，仅凭各自特殊的社会角色——大型媒体、上市公司、公安机关、政府部门等等，就已决定了案子的戏剧性、公共性，以及整个事件的标志性和符号性。愿意不愿意，此案已成社会公案，经此一案，已经很扭曲的中国社会，又将进入新的阶段。
首先是记者方面。陈永洲小记者公器私用，依仗其话语权力，为了区区几十万元的私利，不惜牺牲上市公司的商誉和众多股民的利益，也不惜牺牲新闻媒体的信誉和全体同行的形象。黑幕曝光之后，他个人的结局已不再重要，陈永洲三个字，一夜之间变成为一个社会符号，成了无底线、无操守、无骨头的无良记者的代名词。
不难预测，在“后陈永洲时代”，中国记者的调查采访环境必将进一步恶化，每当他们希望行使媒体监督之权、意图揭露事件黑幕时，必将遭遇更大的抗拒，受到理直气壮的质疑：谁知道你是不是陈永洲第二?一问当头，面对调查对象，记者就先矮了半截。是啊，怎么才能证明自己还是“前陈永洲时代”那种秉持公义的好记者，虽已从业多年但还没有和无良记者们一起堕落呢?
再看媒体方面。广东《新快报》使用头版巨幅标题威胁警方，依仗媒体道义地位劫持公众，最终证明只为了遮丑护短，掩盖自身的问题，性质上甚至比公器私用更恶劣，因为这种行为所损害的东西更多。至少是损害了公众对头版大字标题约定俗成的认知和期待，同时也损害了公众对崇高道义形象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敬仰。敢拿出头版头条来混淆视听，当然也就敢用它做任何事情，读者一直因为它高质量的资讯服务才赋予信任，现在它却滥用这种信任为私利服务，还有人信吗?
不难预测，在“后陈永洲时代”，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也将进一步下降。每当推出大字标题、发表严正声明企图引起公众高度关注时，效果只会越来越差，并受到理所当然的怀疑：谁知道它是不是《新快报》第二?谁知道它会不会在连续两天的大义凛然慷慨激昂之后，突然又来一个畏畏缩缩的致歉，把公信当儿戏，刚刚掀起的热浪被冻成冰挂，刚刚聚拢的同情又破碎成失望?
媒体方面还不仅是《新快报》的问题。在事件进入高潮之际，代表中央政府官方立场的媒体巨头CCTV高调介入，让罪犯形象的陈永洲在全国亮相，将其认罪伏法的说辞向全国播出。
表面上看，《新快报》与媒体同行的联手挑衅，遭到CCTV与长沙警方的联手反击，真相大白天下，正义得到伸张。然而，这个回合毕竟是一场以媒体为主角、按媒体游戏规则进行的舆论大戏，而不是各个角色按照法律规定走下来的法律程序。从本质上看，CCTV在10月26日《新闻联播》播出的视频，其实就是针对《新快报》“请放人!”的“请判罪!”，也是“头版喊话”，也是劫持了公众的信任，利用了媒体的地位。由于舆论公审先行，媒体人代替法官，又是“最高媒体”的全国公审，此案就只能照此定案，并提前结案了。案件是否另有内幕、是否还有案中案?至少在舆论上，难以继续追究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任何一个案子，无论它是什么性质，经过这种全国“最高媒体”的舆论公审，就注定是一个事件了，就注定具有了近年来南京彭宇案、西安药家鑫案、佛山小悦悦案等特别案件的特别标志性，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陈永洲本人并不是什么人物，但经此事件，他的名字甚至可以用来命名新时代了。
不难预测，在“后陈永洲时代”，舆论先行断案、媒体人代替法官、“最高媒体”代行“最高法院”之责这种“中国式判案”模式，还将一再重复，并进一步加强。因为就像是法律上的案例传统一样，舆论上的案例传统也将不断影响未来的判案。
媒体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作为社会核心的公共领域出现的问题，就是全社会的问题。以此看来，“后陈永洲时代”的中国社会，仍将继续扭曲，不容乐观。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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