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何以堪?当《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一身囚衣出现在央视画面，承认收钱并当众忏悔时，众多义无反顾加入声援队伍的国内同行如同遭遇当众一记耳光。悲情登场，尴尬离场，《新快报》事件快速峰回路转，让媒体人空余叹息。以后还能相信谁的感叹背后，直指行业内乱相，也是中国媒体人在政治和商业双重压力下，始终难以摆脱委托人缺位的职业困境。
悲情
2013年10月22日夜间，一个粗黑标题占据版面1/4的“神版”在媒体群中被迅速传阅，标题极具冲击力——“请放人”。这份标注为《新快报》的头版版面引起了同行间广泛猜测。
“这是真的吗?大凡批评性报道在付印前一刻都密不示人，这种火药味极浓的版样怎会早产得让对手知道呢?”许多人相信，这只是好事者又一次恶搞罢了。
次日凌晨，报纸还未上街，人们已经从《新快报》电子版上浏览得知，这是真的!这张石破天惊报纸的版样迅速占据了各大类社交媒体的头条。
《新快报》鱼死网破的态度，让媒体人首先变得亢奋起来。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和日趋紧张的警媒关系联系起来，从浙江警方跨省抓记者，到王立军领衔的重庆警方提出“双起论”，无一不是警媒关系恶化的表征。
“挣卖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这是国内众多媒体人的自嘲。长期在体制内受到较为严格的管束，在每一个怀揣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心中，或多或少存在壮志未酬的悲情。在陈永洲事件后，隐忍不发的怒火，在那一刻，如同燃烧物遇到了氧气，得以淋漓尽致地释放。
手握各种话筒的媒体人，第一时间内在各种场合声援《新快报》和陈永洲。他们用各种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对长沙警方的愤怒，“记者批评公司是职务行为，警方随意动用专政力量令人恐惧。”有人认为，王立军主导重庆警队时提出“双起”论，这种恐吓尚且需要“公安机关起诉报社”这块遮羞布，长沙警方直接抓记者，开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老媒体人杨锦麟感叹：“记者是当下的弱势族群、高危职业，新闻民工的说法看来是准确的。旧时代都不敢轻易做的事，现在倒是肆无忌惮了，这还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吗?”
秉持“复杂中国论”、常被圈内人揶揄“善叼飞盘”的胡锡进也坐不住了，他也发表声明，“支持记协介入，依法保护记者权益。”
呼声随即从网路延伸到传统媒体。次日，各都市类主流媒体以事件加社论的方式声援《新快报》同行。远在两千里开外的《河南商报》更是以三个半版的篇幅来关注这张报纸的“呐喊”，这一行为亦受到同行赞誉，“非身处其中者，不能理解今日中国媒体人这份命运共同体的痛感。”
群情汹涌中，一些年轻从业者备感耻辱，起因是他们从业的纸媒选择了“可怕的沉默”。“国字号”媒体新华社的介入，中国记协在其官网头条位置发布声明，“希望湖南有关方面能够做出有司法依据的、令人信服的说明”，加之《新快报》次日重磅推出的“再请放人”呼吁，将这起悲情大合唱推向了高潮。$nextpage$
瓦解
卷入这起事件的媒体人，从一开始起，琴瑟并不那么和谐。
“你确认他没有问题吗?”尽管心底还留着巨大疑问，缘于命运共同体的痛感，缘于抱团取暖的悲壮心态，推动着媒体人持续关注，推动着事件持续发酵。他们宁愿相信，记者的报道哪怕失实，哪怕记者收取了相关好处，如果不存在损害商业信誉的故意，警方无权越过法庭插手此事。
事情来得并非毫无征兆。就在《新快报》发出“再请放人”呼吁的当晚，中山大学青年传播学者张志安在记者微群留言：“据深喉透露，陈已招供拿钱。”很多人仍然乐观地相信，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陈收钱做报道与警方跨界抓人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舆论场上仍旧是一片胜利在望的喧嚣，仿佛用不了多久，3年前的那一幕就会重现。在那次事件中，浙江遂昌县公安局同样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通辑报道上市公司丑闻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这场闹剧最终以警方的道歉而告终。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媒体动用社会公器对抗警权的做法。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对《新快报》头版公开叫板警方的做法颇有微词，他在微博中说：“媒体是公器，不宜情绪化，更不宜利用一种权力对冲另一种权力。”在他的身后，却是众多媒体人和公知绝不后退的声音。
警方显然有备而来，乌龙阵超过了乐观媒体人的想象。在中联重科宣布中纪委等部门介入调查后，涉事记者即将获得自由的消息充斥各种渠道。还有人乐观地估计，经此一役，今后言论的空间和尺度会有长足进展。
10月26日晨，一段视频让所有声援《新快报》的媒体人大跌眼镜。在这段视频中，身着囚服、几近光头的陈永洲在镜头前承认“收受中间人50万元”，甚至相关稿件都不是自己所写，他为此表示忏悔。视频的拍摄者系央视，这家媒体近来常有惊人之举，同样在一年多前，它还深陷达芬奇事件泥沼，其记者涉嫌敲诈。
陈的忏悔，无疑给连日来义无返顾地声援他的媒体人一记响亮耳光，如此突然，而又始料未及。社交媒体上顿时一片唏嘘，央视记者张泉灵先前在微博上讽刺此次抓捕事件，此时却只在她的微博上留下一个“唉”字。这一极具穿透力的字眼，让所有媒体人情难自堪。
“警方乘涉事企业的奔驰车跨省抓捕记者，程序是否合法?”“未经法庭审理，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屏幕前自证其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尽管社交媒体上各种讨论还在跟进，但只余零星的抵抗，大部分媒体人已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沮丧退场。
“这个小孩害了一个行业。”一位媒体总编在微信上写道。《新快报》的“几根穷骨头”成了众人戏谑的对象。事件的峰回路转给了胡锡进一个机会，他再次摆出一幅老成姿态，不吝纸墨，挥挥洒洒教育起害了幼稚病的媒体人和自由派公知，请他们看清中国问题的复杂。
缺位
事已至此，接下来的故事已落入寻常套路。
曾在头版发表公开信的《新快报》，很快便在头版刊出了道歉信，变化之快让那些曾经的声援者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此刻他们只能哀叹错信他人，并催生出“以后还能相信谁”的命题。尴尬事小，媒体公信力崩溃唯大。一场群情激愤的营救记者故事，结局是媒体自捉头上的虱子比赛。
行业积弊得到充分挖掘，更有众多同仁翻出了中国记者的诸多行规：“红包”、“车马费”，以及在行规面前的逆向淘汰——主动退还者甚至会被排挤。而保护费、封口费则比宣传费、开口费数额更大，且多有媒体高管携手下属共同以此谋利之现象。尤其是在以报道公司产业新闻为主的财经专业媒体内部，近在眼前的金钱资本循循善诱，几乎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的洁身自好者。就在仇子明大义凛然地写出《新快报用204根软骨头让媒体的节操和尊严都喂了狗》的雄文之时，他也被同行龙灿举报“不干净”。
“腐败已深入到社会的肌体，媒体也不能幸免。”与其说，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表述，倒不如说这是一句自我安慰之辞。
社交媒体上，仍然有媒体人努力想让大家明白，用道德洁癖来要求媒体从业者是不现实的。讳疾忌医亦不可取，这个行业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需要还在坚守的媒体人找出症结，防止继续溃败。
“正人先正已，媒体也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前调查记者简光洲深夜发布长文呼吁。与他同样痛心疾首还有媒体人高昱，“虽然有所预料，可看到年轻的陈永洲一脸平静地供述自己收几十万，不做采访发别人给的炮弹，心里还是很疼，为这个行业。骂贪官骂强权都没问题，可我们这个行业也烂了。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这个行业同样有很多底线被突破。”
享有“铁娘子”之称的新闻界名人胡舒立就《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发表了评论《新闻寻租不可恕》，她认为，当前仍有一些声音，事实上在回护涉事记者和媒体。而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今日种种乱相根源何在?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中国新闻行业积弊有自己的生存土壤。从业者面临来自社会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也有人称之为新闻报道的委托人缺位。部分媒体已经在市场化道路上跋涉很远，但在传统体制上仍然是党的喉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时常暴露出一些“分裂性”特征——一方面服务于政治，受敏感地带制约;另一方面要看资本的脸色说话，甚至服务屈从于资本。而一旦缺乏相应的自律和他律，部分媒体或媒体人便游刃于市场和权力之间，藉此寻租，获取相应利润，造成逆向淘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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