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第十四个记者节，对于很多媒体人来说，都是一种尴尬和萧瑟的存在。想当年，记者节被同意设立之时，是因为记者得到了尊重和重视，就像护士和教师一样，所以才能成为中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同时，它也承载着为记者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叫屈，呼吁公众保障记者基本权利的期盼。于是，往年的记者节，通常都充满了庆祝和维权的调调。但今年，情况显然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公众对记者集中发起“诘问”的日子，变成了不守规矩的记者的“劫难”日，变成了整个新闻业自省行业“节操”的日子。
“庆祝和维权”转变为“怀疑与审视”，这与上月发生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直接相关。从长沙警方跨省追捕陈永洲到陈的声援者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再到陈永洲在中央级媒体认罪，这犹如现实版滑铁卢的陈永洲事件，让公众的舆论焦点从对司法、公器等的不满瞬间转化为对记者寻租行为的强烈鄙夷。加之，月初曾遭受负面报道的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派员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中心递交举报材料，称《京华时报》今年4月10日至5月7日连续发表针对农夫山泉的负面新闻，捏造事实，进行虚假报道，对农夫山泉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受理。
如是两起事件，让媒体的形象与公信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关于媒体自身的“负面新闻”已让媒体人无暇过节，一些新闻从业者更是感到了挫折和沮丧。在围绕着媒体业的低气压中，我们自然不能自暴自弃，自省以及如何继续奋力前行才是意义所在。本期深度我们就在回顾和反思陈永洲事件中，探讨媒体话语权的罪与罚。
对陈永洲事件前后截然不同的舆情态度，特约撰稿人李妍在《争议泾渭分明，求解任重道远》文中，说道“在一个法治精神尚不健全的国度，对普通人来说，程序正义或许远没有结果那么神圣。这也许正是肩扛程序正义大旗的媒体人，不得不面临的尴尬现实……相较于媒体自身的反省，更有人愿意把此事归纳为一场社会危机，这里不仅有权力的堕落，也有社会的溃败，需要整个社会去反省。”
特约撰稿人笑蜀则对陈永洲事件中的新闻寻租进行了分析讨论，在其《是新闻寻租，还是权力寻租?》一文中，他提出“新闻寻租在当下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局部的问题。所有官媒的寻租，都谈不上新闻寻租，归根究底，都属于典型的权力寻租。”
在行业迷茫之时，来自研究领域的声音往往会给人有指点迷津之意。在这场媒体信誉危机中，我们的作者马想斌专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并行文《媒体也该自我整顿了》，展江在回答作者“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挤压的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如何做好舆论监督?”的提问时，道“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而某种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致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所以我认为，遏止这种趋势的根本之策是建立可靠的制度，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治特区和法制盲区。”
本期我们也同样关注了作为三大行业节日的另一行业领域所爆发的暴力事件——从10月17日到25日，全国各地接连发生5起医疗纠纷恶性事件，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撰稿人于江为此特别撰文《维护医疗秩序要从重建信任开始》，值得一看。另河北大学教授王铁群关于北大教授夏业良被解聘一事也有话说，其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亦值得期待。
11月8日的记者节早已经过去了，不论是公众诘问，还是自省节操，对于仍奔走在新闻战线上的记者们来说，新闻永远不会停止。报界宗师张季鸾曾释义“记者节”：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与追求的行业，新闻人更应该恪守行业规则，恪守法律法规，正身为范，如此才能“从业为公”，记者“jie”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让人尊敬、让人敬畏的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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