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报道了两起政府工作人员刁难办事民众的个案，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一是北漂小伙小周为办护照，返回老家衡水武邑县达6次，多跑了3000公里;二是江苏丰县的小狄为办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去当地工商部门跑了十几趟才办成。
这两起事件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网民共鸣。一项调查显示，80.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遭遇过“办证难”和办事难。而“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互相推诿”及“脸难看”占据办事难前三位，“信息不对称，流程繁琐”、“难找人”和“要好处”分列其后。一部分受访者甚至表示，上面列举的各种“难”他们全部遇到过。冷言冷语、互相推诿、搪塞拖延，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被基层政府办事人员“刁难”的经历;而办证、盖章、交材料似乎就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一场不知何时能休的车轮战。
不曝光不解决的办事怪圈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小周的户口在河北武邑县，目前在北京工作。去年底公司要派他出国，需要办因私护照，由于在北京缴纳社保不足一年，按规定他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办理护照。没想到，大半年过去，小周返乡6次，护照都没有办下来。办事人员每次都会态度蛮横地说他材料不足，需要补充新材料。而徐州丰县市民小狄，在徐州市、丰县行政服务中心、丰县工商局大沙河分局三地共往返11次，为办理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来回奔波，吃够了苦头。河南郑州一位孕妇张女士，4个月内往社区跑了近20趟，仍未办下准生证。
不过，经媒体报道曝光后，事情马上得到“圆满解决”。小周办护照的事，河北省公安厅介入，衡水武邑县纪委、监察局已经对涉事民警和主管领导分别予以党纪、政纪处分;10月12日上午，江苏省徐州丰县通报，目前已经有10余名责任人因小狄办执照的事被处分;至于张女士，办证责任人被停职等候处理，准生证已由工作人员亲自送上门。
对于“办证难”，大多数人都归咎于具体的办事人员，而上述事件中，首先被处理的也是办事人员。从媒体调查也可以看出，有60.3%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工作人员的个人问题，没有为民服务之心，是办证难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网民和政府部门倒是可以达成一致。河北省公安厅厅长董仚生就表示，此事暴露出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窗口单位的一些民警，群众观念淡漠，特权思想浓厚，工作作风粗暴，能力素质低下。省公安厅纪检、督察部门将要对窗口单位服务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督察，明察暗访，严肃整饬纪律作风，提升队伍能力素质，坚决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问题。
实际上，此类现象都是当前行政手续繁冗的具体表现。中央三令五申要不断简化审批程序，但落实到基层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基层政府办事人员的素质固然有待提高，但政府办事程序设置得是否合理、是否注重成本和效率、管理理念的转变才是其中共性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官员办证、办事很容易
1914年出生的王喜珍户籍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因为老人年事已高、无儿无女、为方便照顾，多年前亲友将老人接到郑州合住。今年初老人的一代身份证停用后需换领二代证。但当地公安部门表示，无法异地采集指纹。在亲友们奔波8个月之后，此事至今未果。(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开展上门服务。——编者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人证件办起来“太容易”。有报道说，官员涉嫌违法犯罪后外逃现象增多，并且呈现出向低级别蔓延的趋势。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一人多证，导致官员出境管理难;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两张不同的身份证;辽宁抚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落马时，怀揣12张不同的身份证……
一方面是公众正常办证难，一方面是某些人本身不合法的办证，却能采用违法违规的方法顺利完成。这种迥异的待遇背后，其实是一些部门和办事人员行使公权力时失范。网民“niannujiao”就直言不讳地说：“证难办，脸难看”这话也不完全对，要看给谁办。要是给某个局长办，绝对会“立刻办”，而且会给领导送上门去。有政府管理研究者认为，证明之多、开证明之难，说明政府部门权力意识浓厚，服务意识不足。政府在“管”的理念下，处处充满了对百姓的不信任，所以，普通人办证、办事难;同时，又对权力无条件认同，官员办证、办事总是一路绿灯，违法违规也在所不惜。
因此，什么事情需要什么证件必须从制度上加以明确。目前，各种证明数不尽，有户口本、身份证，但还要户籍证明;身体残疾的人，必须要开残疾人证明……老百姓处处需要靠盖公章的纸证明自己的身份、住房、薪水、清白等等。可是，这些证明中，有不少是完全不必要的，通过政府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就可达到目的。因此，在制度体系中将非它不可的证明加以明确，应该是第一步;其次，办理程序、办证时间以及所需材料等等，都应该有公开明确相关的规范，以免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也利于外部投诉监督。
片段性简化，缺乏实质意义
今年8月，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送给当地人口计生局一张“办证万里长征图”，图上显示办一个绿皮计划生育服务证要跑8个部门、盖13个章、办16道手续、19个工作日。而实际上，早在2012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就曾“简化”程序。
2012年11月，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关于方便群众办证的通知》，对备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服务证的办理办法做出调整：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并实行首接责任制。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负责人曾在受访时透露，如果流动人口夫妇有特殊情况，不须回户籍地办理流动人口婚育情况证明，可通过在居住地街道计生部门签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承诺书，可以直接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可北京的王先生却发现，这样的简化没有实质意义。王先生的孩子10个月大，当初听说程序简化了，还“高兴了一阵子”。但作为“过来人”的同事却劝他，“别图一时省事，现在不跑以后也得跑。”他打电话咨询了计生服务热线12356。服务人员非常“实在”地表示，“双方都是外地户口只能在北京做个登记，可以享受同北京人一样检查和免费领取的药具，但是办理生育服务证还得到当地户口所在地去办理;夫妻双方是北京市户口或者一方是北京户口包括集体户口都可以，但是您双方都不是北京市户口，是没办法在北京这边办理生育服务证的。”这位服务人员说。
在北京，计划生育服务登记可以办理母婴健康档案，享受孕产期基本公共服务，还可在生下孩子后开具生育服务联系单，享受母亲所在单位的生育保险报销。但是，要办孩子的“户口”，家长还是要拿出真正的“准生证”。因此，王先生决定去简就繁，去妻子的原籍地办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自己回原籍地开具婚育情况证明，并办好当地两级计生部门的证明。这样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在孩子出生之前几天办好了生育服务证。
类似这样的“片段性”简化程序，由于缺乏整体统筹，与前后左右的相关政策、要求无法衔接，往往成为“断头”改革。这种程序上的叠床架屋、制度上的互相掣肘、衔接中的错位龃龉，只能让所谓的简化服务“换汤不换药”，不但达不到便利办事人的目的，反而人为地将办事流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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