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年国庆前后，对于黄金周存废的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无可奈何的回应，取消黄金周，“全国的老百姓会把你骂死”，因此谁也不敢做这个主、冒这个头。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大家都在埋怨黄金周带来的种种“痛苦”，种种混乱;但如果现在决定取消黄金周，可以预料，一定会遭遇比现在的指责猛烈得多的舆论炮火——面对黄金周，我们为何如此矛盾?黄金周的得与失，又该如何计较和弥补?争吵和政策的反复，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又在哪里?
逆向思维算算账，黄金周该索取还是该付出?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当前，国人对于以黄金周为重心的“法定节假”的理解与重视，已经与15年前刚刚设立这一假期形式的时候，有了很大变化。沈丹阳说，不能仅仅把黄金周当成是为促进消费所设立的。这话说到了根子上。但遗憾的是，与公众的观念变化相比，许多部委、政府部门以及官员，对黄金周的理解还真是仅仅停留在“促进消费”的层面，即只重其“金”而不解其“利”，以致于对黄金周的评估、管理、服务和调整，都极为粗放单调，与国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难以适应，从而使得一些问题多年暴露却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听任矛盾日积月累，渐成火上浇油之势。
其实，国庆黄金周也好，春节长假期也罢，说到底，都是一种法定的国民福利。既然是法定的国民福利，政府为保证其落实，而且是平等地、普遍地落实，就必须拿出最大限度的诚意和责任，也必须配备相应的政策和资源，而不能仅仅每年发一个内容差不多的、以时间安排为主要目的的行政文件就算完成任务了。
拿目前公众反映最强烈的黄金周“有路皆堵”的问题来说。其实这几年，随着黄金周高速公路拥堵的日益严重，民间一直有很多要求和建议，其核心就是希望有关部门改变简单的“修路收费”模式，提供更科学和更人性化的公路服务。然而，这些要求和建议很难进入高速经营者的视野。虽然，黄金周令中国公路几乎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但我们的高速公路，服务意识淡漠，服务水平低级，应对这样的挑战竟然难改措施简陋、思路单调的老毛病，每次都匆忙迎战。于是，平时还可以支应的信息服务滞后、清理疏导缓慢等问题，往往一次又一次地集中爆发，临时厕所不足这样都有可能引起大规模拥堵，甚至造成交通动脉瘫痪。而每次行路的艰难，又造成人们种种猜测想象，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的总结和指导，这样的猜测想象有可能在下一年，又形成新的矛盾，于是危机再次重复上演……
旅游景区令人难以忍受的拥堵问题与此类似——看起来是人流峰谷差异造成的冲击，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服务漏洞。在很多景区景点，应对黄金周，几乎只有对于各项价格涨落的计较，而在通过游览路线、新颖服务等方式疏导人群，或者严格规范服务，坚决杜绝宰客等问题上则缺乏进步。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客流激增时的种种矛盾。而究其原因，如此乱象，其实与中国旅游业长期存在的服务跟不上发展、产业管理水平低下，是有内在联系的。
以上矛盾起码都反映出，目前各级各地政府基本还是把黄金周当做一个收获巨大商业利益的特别“经营时段”而已，高度关注其经济效益得失，而对于黄金周对国民生活的意义，对于社会管理者的付出和服务，则选择性地回避了。但是，黄金周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让老百姓从荷包中大把掏钱的“牟利良机”，更是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制度设计。因此，国家必须开放更多的社会资源，提升对于全体国民的服务水平，不能把商业逻辑上的“二八定律”简单搬过来，看不到人多而只看到钱多，看不到普通收入群体而只看到富裕阶层的需要……黄金周之乱，不仅仅是交通或者旅游之乱，而是国与民，在传统的“索取与付出”逻辑上的扭曲的集中体现;逻辑不改变，所谓的“总结教训”就只能停留在肤浅表面，相同的问题仍会年年上演。
是流俗丢了传统，还是制度丢了文化?
今年还有一个热闹的讨论，是关于黄金周与春节长假的对比。有的网友提出，应该取消或者相应减少国庆黄金周的放假时间，而延长春节假期，甚至可以考虑延长至元宵节过完以后上班。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也体现了一些民间的观点，即要求法定节假日对传统文化的观照和保护。
客观说，我们的休假文化，仍然处于非常简单和初级的阶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人的假期往往显得如此忙碌和同质化：因为缺乏个性化、地域化和内涵化的休假制度设计，我们只好彼此参考抄搬，选择相同的休假模式。于是，全国“参考”出相同的景点、相同的出行路线，再在相同的时间里，把这种千人一面的假期消化掉，其结果必然是旅游景点等本已稀缺的资源无法“消化”我们的追捧，而频频上演崩溃。
休假，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和文化色彩的社会行为。在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必然有适应各自生活和文化的休假模式。休假的根本目的，是为紧张的人生旅途留一个喘息和放松的机会，而人如何才能得到放松，是非常具体和私人的选择。这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于休假模式的多样性的维护和培养，否则，全国人民一放假，都看一样的旅游广告，跑去同样的景点，消费同样的商品，然后带着同样的体验，回来写同样的游记，发同样的照片和牢骚，这不是非常可怕的吗?
每个人的行为选择千差万别，但是，社会有着怎样一种文化和资源氛围，必然会引领和影响个人的行为与选择。我们在黄金周问题上的许多困惑混乱，与我们在经济时代的巨变洪流中传统文化失守、有生命力的新型文化发育不足，是有相当密切联系的。现在，中国“千城一面”问题严重，连南京这样千年烟火生生不息的古老城市，都被一个贪腐市长搞得乌烟瘴气。一个官员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数百万市民的痛心与反对，挖掉城市的文化脉络，这是怎样的一种野蛮与霸道?而这种野蛮霸道，又何止发生在南京一地，又何止发生在城市?
在很多旅游城市也好，胜地名景也好，旅游所依赖的(也是休假所依赖的)心灵休憩、文化滋养等需求，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与作为人的游客也越来越远。人们无论出游或者聚会，休假模式与自己的生活相关性不高，往往只是作为匆匆过客，浮光掠影地“路过”而已;而自己的家乡、自己身后的文化，却难以进入珍贵的假期收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2005年起，中央政府对于传统节日愈加重视，2007年更发布国务院令，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放进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安排之中。这是对社会巨大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但是，由于规模化、同一化的发展策略，我们很多地方的地域文化特点正在逐步丧失和模糊，人们对于自己喜欢的假期生活越来越看不清楚，而完全依赖广告等社会化讯息，这是社会环境改变生活方式的表现之一。要改变这一趋势，把“长假”真正交给每一个有需求、有情感的人，就必须彻底开放对于文化的束缚，让斯人斯地自由呼吸、自由探索。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放那些对黄金周不胜重荷的名山胜景，帮助人们在自己身边发现生活，发现美好，发现自己独有的文化脉络。
带薪休假仍是纸上福利，黄金假期堵在权利稀缺
应该说，从没有黄金周到拥有黄金周，我们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完善。黄金周把闲暇带给工薪阶层，也把美好的人生体验带给普通国民。然而，这种以资源再分配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仍有一些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根据国外新闻媒体的一份各国“带薪假期”排行榜，中国人的带薪休假时间以21天排在最后一位，与居于榜首的巴西和立陶宛(均为41天)相差整整20天时间。而且，如果除去黄金周和小长假的周末，我们所谓的带薪休假时间变得更短、更可怜。
尽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除法定节假日外，“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可遗憾的是，就连支持带薪休假的专家也承认，带薪休假制度只落实了四五成。从网上调查情况看，对带薪休假制度，在接受调查的上班族中，竟有67%的人表示，“单位无视国家规定，让职工必须上班。”由于《条例》缺少明细的责任追究条款，在员工和单位地位不对等的现实面前，法定的带薪休假常常成为一纸空文，极少有单位因违反这一制度而受罚。
由此可见，带薪休假在现阶段还属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纸上福利。很多专家建言“用带薪休假解决黄金周矛盾”，但黄金周已是困难重重，而带薪休假尚属画饼充饥。甚至，正是由于带薪休假制度长期得不到落实，很多工薪族的出游热情只能在黄金周里释放，而不得不加剧各个领域的拥堵。
关于中国富裕阶层、权贵阶层的资源抢占和资源垄断问题，全社会已有基本共识。但是，对于这些强势阶层的福利抢占和垄断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变形和混乱，我们还少有警惕。黄金周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休假作为一种正当的法律权益，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严重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一必要的和平等的权利，在相当多数国民身上，仍高度地稀缺着，也难以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由于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和保护，穷人不得不在局促的时间和空间里，拼尽全力与富有者以及彼此竞争——竞争一点点生活的乐趣，竞争一点点欢乐的时光。这常常令他们囊中羞涩，心力交瘁。这样的社会图景，不是一个和谐美好社会应有的制度安排。因此，保护大多数国民的福利进步，把人们从黄金周的拥堵中解放出来，最终依靠的，还是法律的真正落实和平等关注。
经过十余年发展的黄金周假期制度，确实已经到了需要调整、需要优化的时候了，而调整、优化的起点，正是普遍的国民福利均衡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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