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黄金周”结束后，很多人还沉溺于假期的愉悦，外出游玩的人需要时间来消化旅途带来的疲惫感，而随之而来漫长的工作日却强制人们进入工作的节奏，这样的落差难免引发吐槽。“调假方式让假期质量打折了”，舆论表现出对现行放假安排的不满，假日办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向民众征集意见，显然因为注意到了民众当前的不满情绪。
这样的不满由来已久。对“黄金周”的批评中，一种吊诡的现象是，那些享受了“黄金周”好处的民众，恰恰可能对这种休假制度的意见最大。这是因为，他们利用这种假期安排外出旅游，这或许意味着将假期福利发挥最大，但假期带来的疲惫感，以及随之而来漫长的工作日所造成的痛感，对他们来说显然也很大。批评者可能会认为，在“黄金周”出行只是个体的选择，这看似充满说服力，实则暗含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即除了“黄金周”之外还有其他替代性的假期产品，然而，这样的产品在现实生活中极为匮乏。
多数人都放弃理性，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行，这往往并非因为生活经验不足，而是因为受到制度的引导。在这种充满强制意味的放假制度的安排下，民众看似获得了休闲的机会，可以从容安排各自的生活，但因为多数人做出同样的选择，旅游资源和服务一时供不应求，以致影响了游客的假期体验。看看假日期间巨大的人流，拥挤的交通，不可自拔的人们兴奋之余，恐怕更多的是苦涩。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必须提供一种更优的选择，通过合理的安排，让每个人自由安排假期，而不至于使自己被假期束缚。事实上，在公共的假期制定与个人的安排使用之间原本没有冲突：国家可以规定哪些为法定假日，就公共层面而言，这些假日有其固定的文化意味，但对于多数人而言，则只有数的概念，即一定的休息时间。国庆节意味着7天的休息时间，若不局限于在国庆节期间使用，适度放宽甚至跳出节的概念，允许民众自由选择休假时机，无疑更能满足个体的需求。
这样的制度诉求看似只为满足个体之需，实则也有利于实现宏观的政策目标。本世纪初设立的“黄金周”假日制度，当初正值金融危机，制度初衷是通过长假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经济，时至今日，“黄金周”仍然肩负拉动消费的重任。它无疑能短期催肥，产生直接的消费效果，但应看到，这种充满动员意味的制度设置不仅影响了很多人的假期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人的消费冲动。事实上，在公共层面保证一定假期的前提下，让个体自由安排休息时机，并不会背离制度预期，相反将有助于提升个体的消费欲望。
抱怨声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更应看到彼此的共识。“黄金周”的假期理念意味着粗放的权利供给，它给予民众一定的休闲权利，却必须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步调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权利的使用，须知假期制度如果没有赋予个人充分的自由，权利也会变质。各个旅游景点水泄不通，摩肩接踵、动弹不得的人们，休闲的权利演变为拥挤的权利，相信你我都不会为之叫好!
在强调休闲质量的今天，“黄金周”这类假期制度已不能满足时代需要。近年来，各界不约而同发出弹性休假的呼吁，日前经济学家汪丁丁更是发文表示，“每年长假的损失，保守估测大约折合2000亿元。”无独有偶，其建议也最终落到弹性休假制度，此制度在可操作性上尚存争议。相对而言，经历“黄金周”假期制度的争议后，革新这一制度已成共识，在保证一定数量假期的前提下，让民众从中体验休闲的自由，应是今后努力的目标。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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