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当我们谈到中国式教育，考试制度和由此派生的应试教育几乎被视为“万恶之源”。但是，这种内在逻辑关系被片面夸大了。
应试教育不能被妖魔化
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病的确由来已久，甚至深深刺激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法国哲人泰纳。他在《现代政体》第二卷中论述教育时，就告诫法国应效仿英美，让学生较早进入学徒期，而不能向中国看齐。接下来便是他的大段批评——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顶，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缺席。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就会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的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
这段情感强烈的批评，也许会引发部分人的反感但显然包含着真知灼见，尤其如果联想到这一批判发生在一百多年之前，针对的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那么，我们难免会吃惊地看到：相对于一个多世纪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这种极具争议的教育模式几乎保持着停滞不动的状态。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应试教育的问题几乎不能从政体和制度本身去寻求答案，而需要归咎于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
占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儒学，强调经世致用，是入世的而非超越的学问，有学者甚至认为儒家本身具有“乡愿”的特性。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姑且勿论，但起码其末流将其“乡愿化”是完全可能的。由此，曾经为不同朝代选拔人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选举制，最终沦为明清僵化的“八股取士”，并几乎成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唯一通道，由此形成“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但为“颜如玉”、“黄金屋”的功利观，这一发展逻辑便在情理之中。少数精英固然能汲取儒家思想的“正能量”，但对大部分人而言，泰纳所言的对精神、道德、生存能力的社会化戕害已经形成。像范进这样侥幸脱离苦海的幸运者，很难指望能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而孔乙己这样的失败者，更是给世人留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受。
但是，毋需将应试教育妖魔化。一方面，客观地看，从古代科举制到现行的高考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具有最为复杂的社会构成、同时还没有实现全面公正和全社会诚信体系的国家，依旧是一种无可替代和相对公平的选择。另一方面，横向看，入学考试制度及相应的应试教育在东亚地区，诸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同样盛行，但泰纳所描述的戕害并不那么明显。
从读书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
我们与其诘责应试教育的模式，毋宁深入检讨其背后的读书功利主义——这是从数世纪之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最为深入人心的教育遗产。
不同于其他地区或国家，在中国大陆，起码截止户籍制度改革之前，高考几乎还是平民阶层(尤其是农村阶层)跳越现实“天堑”的、尽管狭窄但却几乎唯一的通道——这个通道的尽头是“铁饭碗”式的毕业分配制度，以及高校扩招之前大学生的高就业率。这一切都恍然给了民众以与古代科举制略同的“学而优则仕”的幻觉。因此，起码在中国民间，依旧继承了读书的现实功利观。在当代的教育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中，依旧回荡着同一种历史回声。也正因此，我们没有真正走出泰纳所描述的怪圈，孩子学习成绩成为家庭的头等大事，升学率成为考核教师的唯一标准，品德修养、生存能力等这些关系孩子生命的宝贵知识全都被打入冷宫。跛腿的教育思想必然造就跛腿的孩子，从功利出发的应试教育，既扼杀了孩子的天性，也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
眼下应试教育终于成为“问题”，但并非全然民众觉悟提高的标志，而是新问题压迫下的以功利反功利。新问题是，高考成功几乎等同于工作无忧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工作岗位僧多粥少，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包括学历更高的硕士、博士)，还必须接受社会残酷的淘汰，由此产生的虎妈狼爸式的生存教育、重兴的“读书无用论”;孩子国外“镀金”热等等，都没有摆脱现实功利观阴魂不散的掣肘。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提倡实施素质教育。但是，只要不对社会性的读书功利观进行全面检讨，只要不对教育的真正目标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即便没有高考的客观压力，素质教育也难以真正落实。例证之一便是近期媒体关注的“李某某轮奸案”为代表的富二代、官二代违法事件。李某某几乎不存在工作和就业的压力;家庭也不可谓不关注其素质教育，在“多才多艺”上的培养可谓成功，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阻止他堕落。
我们有林林总总的教育理念，如终身教育(生涯教育)、人格教育(全人教育)、生命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赏识教育、情感教育等等。这些提法涵盖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我们的理念其实已经足够科学，但再好的理念需要落实到实际行动。而行动力，来自于正本清源，达成共识，肃清长期寄生于教育理念内部的功利主义遗毒。如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说，一个成功的教育其实是让每一个人做回他自己。
要让每一个人做回他自己，首先需要重塑我们对道德的敬畏。道德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一种敬畏和律令。健康的人格，包括了对传统美德的尊崇。道德滑坡看似源于社会的多样化，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道德问题尽管一直被强调，但从来没有成为教育的首要问题。只要我们的教育能让大多数个人成为一个个道德完善的个体，社会的和谐、文明的发展就具备了最坚实的基础。
其次需要重塑我们的价值观。理想不一定要宏大，而在于能坚持真理和正义，能让自己生活充实美好和对社会有所贡献;成功不在于出人头地的风光，而在于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幸福不在于物质条件的丰裕，而在于知行合一的持久的愉悦;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获得全面发展的能力以及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
只有确立了以上的教育原点，我们才可能从功利主义的传统心态中解放出来，从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中解放出来，实现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包括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习惯的养成、持续学习的观念、探究世界的好奇心、获取知识的能力、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生存的必备技能等等。
强化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
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例如，需要加大基础教育和师资培养的投入;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教育公平——只要初高中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升学竞争的压力便会不适当地提前;可以通过更为严格的制度和监管体系，在中小学阶段构建素质教育的防火墙;可以尝试着审慎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为学生尽可能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即便在目前环境之下，也并不与应试教育截然冲突。因为素质教育的黄金期在一个人的少年期，而这一阶段，排除人为的恐慌，高考的真正压力还没有真正形成。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决心让孩子“做回自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笔者身边一个搞教育的朋友，一直标榜素质教育和对孩子民主，并强调，将来女儿高考进行专业选择时，一定听从她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孩子真正做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他却食言了。问他原因，他说：“女儿因为喜欢宠物，居然一心要想学兽医专业。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学兽医!”兽医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即便开明如这个朋友，也无法摆脱长期以来精英教育的功利主义影响。
很少有人能对抗全社会性的偏见。我们对道德的崇尚、对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平等尊敬、对幸福和成功的理解，无不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日本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是因为他们有重视实用知识和尊崇劳动的传统。以同为上市公司的民间教育集团——日本的NOVA和中国的“新东方”作对比，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则来自对外语感兴趣的社会各界男女老少。尊崇劳动则促成了日本专科(类似中国的技校)的兴盛，因此为学生拓展了择校的通道，也分解了应试考试的压力。而在中国，风气的转变以及观念的转换有待时日。
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排除功利观，让孩子在起步阶段自由发展，着眼于道德观、价值观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并拥有不同学科的初步知识。然后，随着思想的成熟，按照自身发展出来的兴趣爱好，自主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并通过高考选择专业初步定型。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可能会面临着不可预见的困难甚至风险。但是，良好的道德观能让他们不致迷航，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行为能力能让他们自己正确面对和克服困难，兴趣能引导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合理的价值观有助于他们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其实是我们的教育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