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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的争议与问题

yangguangjujiao 2013-10-16 23:20:18 王 聃/特约撰稿人 总第158期 放大 缩小

“中国式”是不是越来越成为贬义词?我们并不这样认为。但作为一个事实,“中国式”的组合词汇的确越来越具有争议性。譬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暑假、中国式教育。究竟何为“中国式教育”?对此同样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它只是会让人想到父母不遗余力的努力培养、似乎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我们谈及中国式教育,其实更多在谈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这也是中国式教育催人五味杂陈之处。

从个体经历和媒体所归纳的事实来看,中国式教育至少存在以下几大争议性问题:家庭教育多投资少情商;学校教育重产出轻成长,社会教育多负面少熏陶。争议性的话题之下,中国式教育想不成为舆论焦点也难。

“重投资少情商”的家庭教育

评价中国式家庭教育,就不能不提到前段时间被议论纷纷的李某某案。身为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有着优越的家境,但李某某最终成为轮奸案的犯罪者,不能不说这是家庭教育失败的极致样本。

至少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李双江对儿子的“才艺教育”是成功的—— 4岁选入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4岁学习钢琴,10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他还曾获得全国少儿钢琴比赛金奖,第八届北京钢琴艺术节优秀演奏奖等多个奖项,2009年甚至入选为最年少的海淀区书法协会会员——但此种过度的投资,是否也意味着情商教育的同步缺失?李某某最终获刑十年的一审结果,就是看得见的答案。

这种多教育投资轻情商发展的家庭教育模式,曾经被围观者如此描述:一些人以为所谓的家庭教育就是为孩子报各种课外班,给他们请最好的老师,培养他们的各种特长。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每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常有不顾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规律,盲目实施超前教育的“拔苗助长”行为。如此,出现的往往是极端式的家庭教育方式。譬如,为了让自己子女不输于他人,采取棍棒教育;只注重子女的学业发展,其心灵与情感教育完全被忽略。

2012年重庆市发布《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教育发展报告》,该报告显示,在重庆的家庭中,教育开支占到家庭开支的35.2%,成为家庭第一开支,很多家长都不惜重金投资在孩子教育上,然而由于教育投资在“智力”教育和“德体美劳”教育严重失衡,许多家长对培养子女的健全人格都有所忽视。该报告同时显示,有21.7%的家长认为该打时就打、让孩子长记性。而在家庭交流中,只有5.1%的家长主张与孩子进行民主讨论。由家长一手主导、过度投资却忽略情商培养的家庭教育模式,无疑是催生“李某某”的推手之一。

“重产出轻成长”的学校教育

中国青年报曾经刊登过一篇《中国式教育:正在把最好的天性慢慢磨灭》的文章,文章说,高考就是一场战争,平时训练就是一场场小规模的战斗,高考那三天就是决战。我们从走进学校就这样被绑上了战车,日日夜夜被各种作战命令驱驶着向各种难题“开战”。我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怀疑和批判精神就这样被无休止的考试、排名所磨灭。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方式已经被“训练”成了“机器”,只能按照预先设置的“程序”进行“操作”。我们学到的知识与日俱增,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却在每况愈下!我们虽然做了无数深奥的习题,却没有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该文或许稍稍夸张,但它映射出的,正是被我们重复多次的教育弊端:重产出轻成长。一张考卷依旧在决定绝大多数人的升学命运,所以学校教育的中心与指挥棒仍然是升学率。尽管种种教育改革在进行,但它依旧难以从本质上改变应试教育的取向。

有媒体报道,在2012年高考前夕,湖北孝感一中高三(3)班学生集体在教室挂吊瓶,一张边打氨基酸补充能量边复习的照片,被传上微博后引起网友及媒体的强烈关注,一度被调侃为“史上最牛‘吊瓶班’”。

仍然要以一些被热议的教育新闻为例证。2012年4月9日,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当天上午,学校举行升国旗仪式,一名高二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时,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悄悄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5分钟的演说中,这名学生“慷慨陈词”,表达自己对现行升学和教育制度的不满,抨击父母强加给自己所谓的“理想”,引起一片哗然。

当学生在升国旗仪上刻意抨击教育制度,它说明应试教育强度已超过了学生的接受极限。当师生之间的下跪行为频频发生,其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早已被观察者所重复指出。下跪是基于封建社会等级秩序而衍生出的礼节,代表的是臣服和不平等的意味。现代的文明社会中,没有谁可以强迫他人下跪。而动辄就可强令学生下跪的教育,又能培养出怎样的公民?

多负面少熏陶的社会教育

反思中国式教育,社会教育部分自然也是无法被回避的。所谓社会教育,其实存在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会教育指一切社会生活影响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教育;狭义的则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教育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教育依旧是多负面少熏陶的。

就狭义的社会教育而言,文化馆、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等公共设施,都被认为是弥补学校和家庭教育之不足、促进青少年个性全面发展的专门组织。但在现实中,此类组织的人均数量明显不足,而且它们的公共属性也体现得不明显。

于广义的社会教育而言,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教育应该引领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动辄被社会“教育”,这需要教育本身的独立性。而我们中小学教育天生不足的独立性,注定其要成为现实的投影仪,甚至并未成为一个脱离于现实流弊之外的空间。当社会上流行起“拼爹”,学校里学生们的送礼运动也从未流失;当在现实生活中几十个路人不敢扶起一个摔倒的老太太,学生们拾金不昧的主动性也在减少。这并不能说学校就已不是一块净土,但因为学校不独立的教育状态从未改变,转型期社会的负面影响总能很快地被传递。我们的社会教育已多负面,其熏陶性的功能在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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