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几乎所有名山都建有寺庙道观，国家级名山供奉着全国级神祗，比如太乙真人、佛祖、大慈大悲观世音;地区级名山供奉地方级神祗，比如妈祖、歪脖老母。自从本地某山被民俗学家考证出，这里原本是歪脖老母的势力范围之后，纯粹私人性的登山活动就不再可能，而是变成了进山买门票，被蜿蜒前行的善男信女们裹挟着拾级而上的朝拜之旅。几位神汉挟神自重，理直气壮地要求人们的跪拜和奉献，指示人们把香火钱塞到面前的“功德箱”里。
神们要人间的钱干什么?难道神们履行职责也要靠钱来推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难道神们也热衷于“权力寻租”，为他们分管下的各项权能明码标价或待价而沽：官运、财运、学运、桃花运和儿孙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神。国人进寺庙与基督徒进教堂，最大的区别不是寺庙在地理上总要掩耳盗铃地刻意远离日常生活，基督教堂却坐落在生活中，而是在于，进教堂为的是精神的解脱与灵魂的救赎，进寺庙却是进一步拥抱这个世俗的世界，抓住已经到手的，觊觎尚未到手的;消解沉沦时本能的不适感，以便取得彻底沉沦的授权。
也许是人多地(资源)少的结构性禀赋特征，使生存竞争无法淡出国人的核心关怀，因此，尽管就定义而言，无论宗教还是信仰，都指向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在中国产生的却是“入世”的宗教。儒释(佛)道三教合流的结果，是追求“无”的佛教转而追求“有”了，而且是“大有”，色相官财，多多益善。一个悖论是，这些建在高山之巅的寺庙并不比山脚下的生活更接近天国。这里是欲念的集散地，而神们在见证并满足这些欲念上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上的顾虑。比如，神汉们劝捐时会告诉你，某市某局某科长到此认捐3000元，回去处长暴死，科长荣升处长。
国人的命运观与同处在泛神论阶段的古希腊不同。希腊人眼中的命运有点像自然规律(law)，没有预留人为干预的空间，负责编织命运之网的女神不得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包括其他诸神，所以希腊的神像面对时间和命运都是一脸漠然。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帕里斯、克瑞翁等人逃避命运之厄的结果，只是强化了命运兑现过程的戏剧性，但命运一定要兑现，甚至主人公在什么时候获知命运，以怎样的方式逃避，以及如何落入命运的罗网，也都未尝不是内在于命运规定的情节。
中国人普遍相信，如果命运存在的话，它就是用来改变的。命运的脚本就放在那里，只要拎上足够大的猪头(金钱)，又找得着庙门(适当的中介)，篡改脚本就像老师替学生篡改分数一样简单，将不好的命运改好，将好的命运改得更好。手眼通天的大师就是名人们公认的庙门。在提供物质奇迹的意义上，大师与寺庙是同构的：匿名的大众到寺庙去交换奇迹，有名有姓者(名人、官员)到大师那里去。区别是情境性的，并不触及本质。名人因为本身就是受人膜拜的偶像，官员碍于意识形态的羁绊，都不便出现在公共性的寺庙。但那些促使普通人走进寺庙的动力在他们这里同样存在，于是，大师就成了寺庙的代用品和名人、官员的特供品。
当代中国无疑将成为命运感最为泛滥的历史时期之一。法治不彰，制度失范，道德失灵，信仰失效和潜规则盛行，使个人努力与社会承认之间，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一分耕耘与一分收获之间，关系完全断裂。制度律令不再发挥语法功能，人们像随意排列的单词一样失去确定的位置感，向上、向下或平行的运动也同样失去稳定的预期。机会或偶然性空前重要起来，而把偶然性联结起来的，就是命运。这种命运，普通人到寺庙去祈求改良，名人和官员到大师那里祈求万世永固。
制度失范最直接的后果是不同社会权力间的界限消失，官员以政治权力、商人以市场权力、艺人以色、高校以文凭加入这场狂欢，各持长物，在使每一种权力都获得无限增值、赢者通吃的同时，也空前增大了它生存的外部性。随便一位官员的倒下，都会陪葬一批商人;一些高官的倒下，还会牵涉某些艺人的星途。
官员们的倒台又可以是基于多么偶然性的场合。安监局的局长可以因为被拍到在事故现场未能表现出正确的面部表情而倒台;房管局的局长可以因为被拍到抽天价烟而倒台;一区之长可以因为被拍到“不雅”行为而倒台。网络反腐的正当性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如果叠床架屋的纪检、检察、监察、司法、反贪局等部门能各司其责，网络根本不会衍生反腐的职能，是制度性规范力量的失语，让网络上的声音如此振聋发聩。在事故现场微笑且腐败的又不止我一个，为什么倒霉的却是我?抽天价烟的科级干部满走廊，为什么倒下的却是我?同行干了那么多“不雅”的事，为什么我干了一次就被拍?我猜想，没有哪一位被“网络反腐”掉的官员会真诚地反思自己。他们更会认为是自己在选购某一栋别墅时没有及时咨询大师的建议，结果冲了风水。
中国大师是绽放在制度和信仰双重废墟上的奇葩，它从一切腐败中汲取成长壮大的养分。养分源源不断，大师前赴后继。李一不是最后一位大师，王林也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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