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北京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在会议要求中，“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和“依法处理”谣言是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这也是官方长期一贯的做法。由于政府垄断着媒体资源，“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往往是新闻封锁、新闻限制的同义词。毋宁说，正是官方“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的行为，导致了官方信息的匮乏和不可信，才为“谣言”的传播培育了丰厚的土壤。官方一方面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声色俱厉地打击谣言，从而令自身陷入一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当中。
自2003年非典以来，突发事件中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压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危机的扩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媒体或者失语、或者成为强势话语的代言人，往往是造成谣言扩散、社会恐慌和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着火爆炸事故。在发生爆炸的当天，吉林市环保部门就已经发现松花江水体受到污染，后来还递交了相关污染的监测数据。但几天内吉林市委、市政府仍未做统一安排去向公众进行解释与澄清;一周后，吉林市有关部门仍坚称没有听说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污染松花江水源的说法。甚至在下游的哈尔滨市于21日早晨宣布停水时，石化厂和吉林市仍然拒不承认苯流入江水对人和环境造成剧毒性危害。
哈尔滨市政府宣布停水的原因竟然是“对市政供水管网全面检修”。在这关键时刻，官员们采取了鸵鸟政策，拒绝回答媒体和公众的质询，甚至把环保部门的对外报道权也控制起来。居民们既无法从政府部门、也不能从当地媒体报道获得明确、真实和完整的信息，令哈尔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饮用水、啤酒、牛奶等统统遭遇抢购。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甚至出现地震的流言，事情愈闹愈大，市政府才在十小时后不得不再出公告，解释停水原因是由于日前吉林化工双苯厂爆炸污染了松花江。
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之下，传统的主流媒体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实行选择性报道，选择的标准完全由他们来掌握，他们认为是反面的、消极的、添乱的、抹黑的就按下不表，确定为正面的、积极的、鼓劲的、添彩的就公开宣扬，而区分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抽象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丝毫不管是否对民众的知情权造成损害，是否可能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险。
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关“水污染”和“地震”的传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机短信、互联网论坛等传播的，而且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人们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导致“新闻像谣言，谣言像新闻”的怪象出现。在政府的权力控制下，被行政力量扭曲了的传播手段在谣言广泛散布的环境里，最终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观察新媒体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政府习惯于在谣言四起的时候，四处删帖、封帖，但这样做反而立刻吸引了网上的注意。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被删被封的有可能是真相，于是就会想方设法搜索被删被封的东西。结果，被封掉的是国家控制下的喉舌，人们传播的反而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导致公共行政部门本身失信于民，危及其执政权威。
谣言与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大众媒体的对立，反映了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民众表达自己声音的正常渠道近乎完全被封闭。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这种敏感性往往与屡屡爆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相联系，而这些事件的产生，则非常多地是因为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
在厦门反PX游行之前，各种正常渠道的上访、专家咨询会、全国政协会议提案等手段都未能有效地促成PX项目的公开、科学和全面的论证。为什么在游行前体制内的解决手段失效?现有地方政治权力过于集中是最重要的原因。舆论、司法、人民代表大会等正常渠道，在这种集权的情况下，要么工具化而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完全服务于行政意图;要么干脆处于沉睡状态。当正常渠道不正常的时候，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绕过正常渠道就成了民众自然的选择，谣言就是这种“绕道”的体现之一。而谣言之所以令官方感觉如此不舒服，正是因为权力无法完全控制这种渠道。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政府因知情而说谎，民众因不知情而造谣。在此意义上，谣言不仅仅是替代性的，而且是补充性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把谣言当做一个代用品：例如，《广州日报》负责人曾经撰文指出，在2003年2月蔓延广东全省的有关非典的传言和谣言，“不仅引发了广东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社会恐慌，也引爆了一场党报主流媒体与传言和谣言之间的遭遇战。”而“各种传言和谣言之所以能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兴风作浪，主要是因为缺乏权威资讯引导的结果”(薛晓峰等，2003)。言下之意是说，通过大众媒体与官方对权威信息的发布，就可以中止或减少谣言的散布，有效杜绝危机的发生。
然而，卡普费雷却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和谣言之并存证明了，“谣言是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是另一种事实”(卡普费雷，1991：274-275)。这是因为，大众媒体总是处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从知情的人传到不知情的人。于是公众获知的是他人想对其灌输的信息。而谣言是小道消息，更近似于个人情绪感受的一种表达，罗斯诺称之为“夹杂了个人对这世界如何运转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传播”，表达了试图认知自身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Rosnow，484-496)。由此来看，谣言并不完全只与信息有关。它也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甚至即便其事实基础被证伪，谣言也仍然会经久不息。
更重要的是，谣言会在沉默的人群中间诞生，会在那些为着自身的利益或是破坏反对者的声音而制造信息的群体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策略而出现。何时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官方消息的唯一提供者，何时就会有谣言现身，提供与官方真实不同的真实。
正因如此，谣言不会是一种一时的、短暂的现象，大众媒介的兴起，也不会消除这种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信息永远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大众媒介所说的，另一个则是个人从他周围最直接的人那里、他的社交圈子里获得的。而后者就是谣言。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本身就缺乏信任。在2006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高州物管打死考上清华学生”的网络谣言事件中，有网友在跟贴中写道：“大家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你们，因为你们不值得信任。”在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在人们普遍不信任官方信息的情况下，谣言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唯一的媒介。
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这种媒介成长得最好。一个政府越是经常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意味着审查制度的无效，它揭开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表达被统治者的缄默愿望，给无声者以声音，告诉政府民众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公信力鸿沟。
谣言无法消除，只能削减。事实上，只存在一种消除谣言的办法，即禁止人民的相互交流。官方存在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看来合理的想法：只想让他们认为可靠的消息流传，这种想法在现实操作中，体现为种种“净化”舆论空间的努力，它直接导致新闻控制，进而导致侵害言论自由。2003年非典期间，就有文章称“谣言比瘟疫更可怕”，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又有文章说“谣言比地震更可怕”。其实，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胡泳，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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