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关于城管的段子汗牛充栋。“5000城管收复钓鱼岛”、“承诺绝不先使用城管”等调侃随处可见。城管这个群体，已经被贴上了鲜明的标签，成了凶悍、暴力的代名词，即便官方树立再多柔性执法、人性执法的正面典型，一时也很难改变这种形象。
不仅城管被人“另眼看待”，还有一些跟城管几乎无关的事，也被加在城管身上，作为城管屡屡闯祸的例证。比如北京海淀“带女儿摆摊父亲被围殴”事件，青海西宁“警察被城管殴打夺枪”事件，最后调查都证实，发生冲突的其中一方并非城管，而分别是景区管理人员和城建局拆迁人员。
当一个群体频频成为暴力执法和恶性事件的主角，除了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方式问题，人们很自然会把这归因于制度问题。于是，城市制度不断遭遇拷问，“废除城管”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取消城管如何?
取消城管的一个直接理由是，国外几乎没有专门的城管部门和执法人员，中国城管制度也才出现10多年，之前城市不也照样运转?可见，取消城管，城市未必更脏更差，至少能减少因城管引发的闹市攻防和暴力事件。
湖南瓜农邓正加与城管发生冲突死亡后，一条被大量转发的微博大声呼吁，“城管一是替权力或资本拆人房占人地，二是驱赶街头小贩，其工作或伤天害理或充满争议。城管多临时工且待遇低，也知在做万人恨的事，却受尽委屈仍坚守岗位，非因崇高使命，为的是拆房占地后的赏赐，为了对弱者选择性执法敲诈小利。知恶却践行，见利而忘耻，城管是法制沦丧的产物!”
就在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几天，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城市需要管理，城市离不开城管……假如没有城管，回到过去城市管理的模式，不仅是倒退，也为法律法规所不允许。”而在邓正加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该报又刊发评论称，“城管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
但面对集中爆发的城管暴力执法致人死亡的事件，这种看法很难获得认同。就连这家党报的法人微博，也连篇累牍发表“微评”，痛斥城管暴力执法草菅人命，并对城市管理思维和制度进行反思。这种分裂，经常发生在作为喉舌的《人民日报》主报和争取新受众的法人微博之间。
顶风为城管制度辩护的，还有自封“战略挑逗局局长”的央视评论员王志安，他在微博中宣称，“我也随大流一把，赞成废除城管。唯一的条件就是，请那些整天在网上批评城管的大V，戴上红袖箍，负责管理城管的职能。”
城市需要管理，《人民日报》这一句其实说得没错。不过具体负责城市管理的，有的是警察，有的叫综合执法人员，有的叫“城管”。
当初建立城管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多个部门“九龙治水”但又谁都不管的问题。目前，工商、卫生、城建、质检等部门的一部分直接执法职能，都转移给了城管，如果取消城管，这些职能谁来承担?再回到改革之前的状态，确实有点像“瞎折腾”。
有些人还担心，一旦取消城管，如果没有妥善的替代办法，城市秩序出现混乱，不堪忍受的居民，会宁愿接受权力更大更不受控制的新城管，“目前的城管，经过多年博弈，权力已经受到相当限制。推倒重来只是在浪费时间，让艰苦的博弈过程再来一遍，让大家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为城管正名赋权?
针对取消城管的呼声，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杨小军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未来发展方向，各种问题将集中在城市，城市管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城管职能不会弱化消失，反而会强化。
城管的职能如何强化?体现在法律制度上，无非是加强执法力量，赋予城管更多执法权限和有效的执法手段。针对众多因城管引发的暴力事件，有观点认为，城管暴力执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管责任和权力的不匹配。
这一点，也在城管执法实际中得到了验证。调查发现，城管和小贩的肢体冲突，多因查扣物品引发。这其实很容易理解：一辆三轮车或一套简单工具，是一个小摊贩赖以谋生的主要家当，如果遭遇查扣没收，很少有人会乖乖就范，抗拒和争执几乎是一种本能。北京城管队员李志强被小贩用刀刺死，延安城管对商户“踩头”，直接起因都是城管队员要查扣商贩的车辆和工具。当查扣和反抗在大庭广众之下短兵相接，发生擦枪走火的暴力事件，几乎已不可避免。
为什么非要当街追逐、查扣物品?城管部门说，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执法方式了。根据城管执法权限，城管无权查看摊贩的身份和信用信息，不能对违法摊贩开罚单，又要实现街面干净的目标，所以只能驱逐和查扣。当然，很多城管队员没编制，收入没保障，靠罚没物品创收的情况也客观存在。
但很多城管执法人员也反映，查扣的东西很多并不值钱，也无法阻止摊贩重操旧业，还会引发激烈对抗，因此他们也不想这样干。问题在于，其他有效的管理手段，权限不在他们手里。比如，给无证摊贩颁发执照，划出一定的经营区域，对个别有章不循者进行处罚，这些都不归他们管。实际上，城管承担了以前工商、城建、交通、质检、环卫等部门最难、最艰苦的街头执法工作，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和执法手段。
其实，对城管执法的抵触和质疑，除了执法态度之外，主要集中在城管的“合法性”问题上。城管执法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也没有国家层面的主管机关。地方城管部门的管辖和编制也很杂乱。只有在少数地方，城管才属于公务员，多数地方是事业单位，甚至大量使用“临时工”。城管执法人员鱼龙混杂，多数没有编制，一些素质不高甚至有劣迹的人，也很容易混进来。一般来说，在街头肇事的，往往就是这些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赋予城管查扣证件、限制人身自由等权限，公众也很难放心。另外，在城管立法和赋权问题上，中央层面没有实质性动作，地方也不愿意做这个出头鸟，一些有执法权的职能部门，也乐得把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执法工作，交给城管部门来做。实际上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地方立法和行政执法部门，个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这样坐视城管每天在街头左冲右突，不断制造新的麻烦。
城管何去何从?
城管要告别目前的执法困境和糟糕形象，首先要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
既然城管的职能不能取消，也不能再回到过去“九龙治水”的老路，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城管的执法范围、执法权限和执法手段，建立与其职责相匹配的执法队伍，赋予其一定的执法权力。
在一些管理比较规范的地方，城管是按照公务员管理的。云南昆明近期就出台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必须符合条件，统一招考，纳入公务员队伍，拒绝“临时工”执法现象。
但这样做的困难，不仅在于会增加一些地方财政负担，还有人会质疑，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么多城管人员?市民摆个摊、做点小生意，需要这么多人专门围追堵截吗?有了城管，是不是负责查验资格、发放执照、监督安全的工商、卫生、质检、城建等部门，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这就涉及了法律制度之外的城市管理思路问题。一个城市能够彻底消灭小摊贩吗?小商小贩天然是城市秩序的破坏者吗?古今中外的城市发展史证明，显然并非如此。《人民日报》在最新的评论中就指出，偌大的城市，应该容得下小小的瓜摊。
在这个问题上，不妨看看国外先进国家是如何做的。前一段时间“中国大叔在美国摆摊赚大钱”的新闻很热，虽然大叔并非如传闻所说赚钱那么容易，但从他在美国摆摊的经历，可以看出美国怎么管理摊贩：美国并没有专门的城管部门，也不禁止在城市摆摊，但需要达到一定条件并获得牌照，在法律允许的区域摆摊。一旦摊贩卫生不达标，或者违法经营，不会有人来查扣物品，但会接到法院传票和巨额罚单。当然，如果摊贩对处罚有意见，也可以通过同业组织或者自己申诉，要求取消或减免罚款。
对照国外经验，对城市摊贩，堵不如疏，最可行的办法是划定不同的区域，明确哪些允许经营，哪些绝对禁止摆摊;然后通过登记备案、发放牌照等方式，加强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在保障公民谋生权和自由经营权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城市整洁和基本秩序。
实际上，在城管问题上，突出体现的是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困难和阻力。这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的问题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即便明确了城管执法权限，赋予了城管一定的强制手段，在面对最底层的小摊贩，甚至违规摆摊的弱势群体和孩子时，执法还要体现一定的温情和弹性。这在国外法治完善的地方，也是一种惯例，比如轰动一时的“柠檬水女孩”事件。面对这类执法对象，不仅不能动辄使用暴力激化矛盾，还要对他们进行耐心说服和帮助，提供可以合法摆摊、自食其力的指引。这才是一个标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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