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血色与浪漫没有任何关系，它只属于城管，只属于一个个狼狈不堪的街头。当不断攀升的高温，重新解读“七月流火”时，城管则用秤砣，往流火的七月注入了血色。
继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因城管出现而致死后，18日，哈尔滨城管殴打商贩和记者;23日西宁警察被城管围殴;24日，成都夫妻被城管打得满身是血;26日，四川17岁贫寒学生街上卖自采蘑菇被城管打，福建男子与城管肢体冲突后死亡……
城管的丑闻从没间断过。
街头的战争
一场关于街头的拉锯战，并未因舆论的愤怒而结束，反而愈加猖獗。截止7月底，用搜索引擎百度新闻来检索关键词“城管”，发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媒体公开报道与城管有关的暴力事件，多达24起。这些，尚不包括在网络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暴力事件。按照这样的比例，平均每天都有一场城管与小贩的街头拉锯战。
很多人用猫鼠来形容城管与小贩。面对城管和小贩间的冲突和流血，人们不禁要问，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损城市形象”的小贩是否应该成为城管执法的对象?这种尴尬执法与暴力抗法之间又该如何调解?
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能够在街头出现的城管身上看到答案。但作为街头时常“获胜”的一方，城管也不是没有付出成本的。一个干过两年城管“临时工”的年轻人说，因为城管的身份，他吹了三个女朋友，父亲一气之下让他辞去城管，“咱就是回家当农民种地也不干了”。他曾经的同事和领导，在陌生人面前，都不敢说自己是城管。
这位年轻人说：“今天这个局面，是城管自己造成的。”但他也说，城管的确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而工作，但和商贩的矛盾怎么解决，至今他都没想明白。或许，很多学者和管理者也没搞明白。
无法明白，就像当初在1997年5月城管横空出世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在此后城管会与暴力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城管会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如今，各地城管部门试图通过诸如“眼神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方式进行自我形象的救赎，然而，屡屡见诸媒体的暴力执法还是让这些形象救赎大打折扣。
秤砣砸碎了瓜农的梦
7月17日的早上，一名无照瓜贩和城管队员之间发生了一起争执。于是，双方争吵并发生肢体冲突，最终，56岁的瓜贩邓正加死在了湖南省中部临武县的一条人行道上，当时，愤怒的旁观者用自己的手机拍下了邓正加死亡的照片。
临武警方说，邓正加“突然倒地身亡”。目击者坚称，一名城管队员用他手提秤的秤砣砸向邓正加的头部。几小时之后，当警察想带走邓正加的尸体时，一些群众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也有人用《秤砣砸碎了瓜农的“中国梦”》为题，来表述这一事件。尽管邓正加的死，并不是中国公民反抗城管惨死的第一例，它依然激起了舆论异乎寻常的关注。黑客控制了临武县政府的网站，并在网上留言“多行不义必自毙!”
作家李承鹏在博文中说，政府对邓正加之死的反应，以及他们设法强行移走尸体的举动，象征着在中国，野蛮执政的作风依然大行其道。“抢尸，是一个缩影。这个国家到处以各种方式掠夺财产，从亿万企业到一枚西瓜，从商海死囚，到无名瓜农，只是有时用城管抢有时用法院抢有时用银行抢，急了就用政策抢。”
此后当地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引发公众更强烈的不满。湖南当地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去事发现场后遭警方殴打，对方称如果他们继续拍摄便会让他们“死”。然后，几个警察砸碎了这两名记者的车窗，没收了其中一名记者的手机。
然后，邓正加的女儿邓艳林开始在新浪微博上愤怒地谴责当地官方，但很快，她发的多篇帖子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篇令人生疑的帖子，她在帖子里感谢当地官员，说她的家人很痛苦，希望“外界”不要再打扰。她写道，“现在政府已经妥善安抚好了家人”。
事后，邓艳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别人骗她的身份证开微博，并且掌握了账号，之前感谢政府的话，并非自己所发。当政府提出进行尸检时，死亡小贩的弟弟邓永才表示对尸检结果能不能客观，他并不乐观。他说，家人“不敢和政府作对”。
7月31日晚，郴州市公安局通报，法医根据尸体检验情况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病理组织学检验结论综合分析认为，7月17日在与临武县城管人员冲突中不幸身亡的瓜农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
然而，此事还未结束，哈尔滨又出现了瓜贩被城管打得头破血流的暴力事件。而在6月，在网上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中，“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城管当街跳踩商贩头颅。
加上瓜农之死后频发的城管暴力事件，一时间，城管这种准国家机器再次被推到了舆论谴责的风口浪尖。$nextpage$
没有城管的日子
当城管执法没有暴力的时候，人们也许愿意接受城管。
济南城管局为满足市民需求、方便瓜农销售，从2010年就开始制作西瓜销售地图，免收瓜农的摊位费和卫生费。今年济南的西瓜销售点共有427个，427个西瓜销售点一览无遗。
同样在7月，一则新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城管的思考。在长春，最繁华的站前地段是城管管理的重点，不允许商贩占道。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瓜子摊。瓜子摊的主人是老太太韩庆芝。“十年来，我靠着东躲西藏卖瓜子养活孙子。”庆幸的是，去年冬天，她遇到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城管，继而，管片儿的“城管”不但给她申请了固定的摊点，每到中午还送来午饭，“有些时候，我感觉这些城管比我的儿子还要亲。”
如果执法能够温情，城管的形象完全可以可爱一些的。但社会对城管的反思，并未停止在执法是否温情上。7月，一项关于“城管存废”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参与投票的29043 个网民中，40%的人认为，城管制度应予以废除，但也有41%的人更赞成城管的改革。
如果没有城管，城市会不会变得更糟?
据媒体报道，地处太行山东麓元氏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这个两千多年从未改名的小县城里，在四年前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2009年6月以前，“村村通”停车费是每月30元，但到了2009年6月1日，该县城管队单方面提高停车费，要求每月上交90元，遭到了司机们的抵制，司机与城管的争执掺杂在一起，有人骂城管，有人骂司机。起哄之后，开始肢体冲突。
此风波经河北媒体报道后，石家庄纪委成立调查组，结论认为收取停车费完全属于违法违规。后来，纪委责令该县撤销城管，元氏县，成了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没有城管了!”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街上一片繁荣，贩夫走卒们来了，叫卖声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而一些小贩，只要摊位上没有买家，便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没有城管的日子。
尽管其后半年，城管悄然恢复，但职能弱化，小贩活跃的习惯并未因城管的再次出现而发生改变，同样没有改变的是城管的性质，依旧是一个临时性机构。
时至今日，元氏城管早已不是原班人马。而一些后来的年轻城管，根本不知道2009年发生的事情——那些没有城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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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一个曾经没有城管的县城
湖南临武瓜农死亡事件再一次把城管推上风口浪尖，人们对城管的质疑在于，这个机构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城市没有城管能否实现无为而治?
距河北石家庄市区32公里的元氏县城，就曾有过7个月的无城管“小贩自治”阶段。7个月后，城管机构再次设立，从隶属于元氏县公安局到划拨给住建局。
让元氏成为无城管县城的变化，发生在2009年。但这一变化却是城管对县城长期管理之下酝酿的一场早有征兆的反抗，据报道称：1998年12月，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在未取得停车场收费经营行为许可、没有合法有效的批准收费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取得停车收费许可证。从2005年7月起，该大队对停在元氏县文化宫广场的“村村通”客车按每车每月30元的标准收取停车费。2009年5月22日，城管监察大队大队长张志民擅自将停车收费标准提高到90元，并派人在停车场出入口强行收取，此事经过媒体曝光后，终结了元氏城管。
2009年7月，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城管监察大队撤销。元氏自此成了没有城管的县城。
即使作为一名个体经营者，老王也并不觉得没了城管是件好事，“虽然说我们把摊儿摆在门市外头没人管了，可上个街、骑个车，大街上都是乱摆乱放的小摊儿，你也摆我也摆，推着车子都走不动，那几个月吧，就觉得没人管也不行。”
老王2007年在元氏县城开门市部卖食品，在没有城管的几个月里，也时常把摊儿支到门市门口，但是作为生活在县城里的一员，城市没人管成了一把“双刃剑”。结束生意的其他时段，包括老王在内，都是城市无人管理之下的受影响者。
退休的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元氏人，提及没有城管的那段日子直摇头，“哎呀别提了，我家楼下就是大街，小贩们卖东西随便一停就吆喝，顾客买东西拣剩下的菜叶子啥的，打扫不及时，都是苍蝇，味儿大得很，好歹是个县城，还能没个规矩?!”
市民们的反应，或许也是这个城市的反应。
2010年2月，在经过7个月的空当后，元氏县再次设置了城管。
作为现任城管大队办公室主任的胡东博坦言，虽然这支城管队伍依然隶属于住建局，仅仅是内部调任，但他被调任之初有点不愿“接招”。等胡东博在城管大队的工作深入下来，他越来越发现，城管干的活儿，不管被骂不作为，管得多了又被骂管得宽，怎么干都难。
胡东博接受采访时说，城管大队并不收取小摊贩的管理费，但是对于多次劝说无效的商贩，要按照2009年实施的《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进行处罚。胡东博说，城管的管理范围包括占道经营、门头牌匾的安装，他指着县城一条街道上整齐划一的门市牌匾说，看，多整齐。红底的招牌宽窄统一，不同的只是上面的名字区别不同的经营内容。对于是不是没了个性的询问，胡东博愣了下说，得先管好吧。
城管队伍每年也有自己的考核，就像环卫工人要保持管辖区域的洁净一样。当一个年轻的城管队员顶着烈日一遍遍劝说摊贩不要在限制区域经营，转回头又看见他换了个地方吆喝，而这就是对城管队员的考核。
(白云 《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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