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草坪上，在诗歌、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坐在电脑屏幕前、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在一个节奏缓慢、信息匮乏的年代成长的青年人，和一个瞬息万变、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人，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这是曾经满怀“入世思想”、试图在公共媒体平台通过自己的话语影响社会变迁，但又愤懑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退居一个自恋情结颇浓的“单向街”系列丛书的公知分子许知远在一篇名为《最愚蠢的一代?》的小文章开头发出的疑问。
其实，冷漠比分歧更为可怕。而现代生活的冷漠正以一种火热的“娱乐化”形态充斥其间。而这样的现象，早在1986年的美国就有学者进行了深刻描述。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的作品《娱乐至死》中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指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
“娱乐至死”不是给你一个精神监狱，而是给你一个鸦片的温床，你内心那些大时代的精神情结最终会在烟雾缭绕、歌舞升平的娱乐舞台上逐渐枯萎。
如今，在中国大陆，郭敬明的《小时代》成为新生代崇尚的文化产品，而其展现的小文化、小生活和小情感成为年轻人追随的精神模板。“为了快乐”——这是他们逃避大时代英雄主义的最好借口;但快乐并不只是身体愉悦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精神充实的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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