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考核干部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再也不能”四字表明，中国大陆最高领导层已充分认识到“以GDP论英雄”所导致的惨重代价。
“以GDP论英雄”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生存环境危机是其恶果之一。
生存危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中的这句歌词，是中国有识、有志之士，面对日本妄想灭亡中华民族的行径，向国人发出的救亡呐喊。今天，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绝非危言耸听。
空气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但今天中国大陆的空气质量已经严重污染。2013年1月14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单位3月28日发布了《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该“评估”根据2005年~2010年的公开数据，对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与上述说法虽异，但情况也很严重：75.80%的城市空气质量差，13.52%的城市空气质量极差，空气质量好的城市只占10.67%。3月15日新华网报道，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提到，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个地区每年出现雾霾的天数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超过200天。7月11日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公布的《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的报告称，今年上半年，受影响雾霾区域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受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1/4，受影响人口约6亿。报告指出，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刺激经济增长，“不少地区将建成投产一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污染很有可能向西部地区扩展。也就是说，空气污染还会继续恶化，并向西北蔓延。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钟南山，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就空气污染问题强调，灰霾对人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北京市肺癌高发与此有关。他还引用国外的数据表示，PM2.5浓度的增加明显造成了肺癌发病率和其他病毒传染的增加。有关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有12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几乎占全球此类死亡总数的40%。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资源。但中国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大多被污染。环境保护部承认，全国70%的主要河流严重污染。据水利部门统计，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和珠江等七大水系中，已不适合做饮用水源的河段接近40%;城市水域中78%的河段不适合做饮用水水源。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指出，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在农村，则有3亿多人喝不到安全水。中国每年大约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
中国水污染主要有三大元凶：一是工业污染，如化工厂、肥料厂及一些重金属企业等，其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泄到河流湖泊甚至地下水中;二是农业污染，过量使用的化肥大部份渗透到地下，或流入河流、池塘，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三是城市面流，很多城市没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未经过滤净化就排泄到江河湖海。从2002年开始，“绿色和平”对中国工厂非法排污情况展开调查，发现其排污“高招”令人发指，如在厂里打暗井，把污水灌入地底。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广西等地，许多无良企业连续一二十年向地下排放工业废水，许多工业废水有多种重金属，有些重金属系强烈致癌物。6月25日出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生态系统的生命线。但中国土壤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土壤污染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工业废品、废水和废气的污染;二是农药、化肥的污染。据《中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一文，中国目前有1/5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涉及11省25个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污染最为严重，“调查显示，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有些专家甚至认为，中国70%的农业用地已经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由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在2006年7月启动的一项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早已完成，2013年2月24日环保部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故不予公开。公众与环境研究专家马军说，环保部保密是因为“污染数据一旦全面公开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6月7日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环保部对土壤污染调查的数据因牵涉到太多部门和地方利益，无法公布。
土壤污染已成为国民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往往引发出生缺陷和癌症。专家认为，重金属、高毒农药以及化肥残余能够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癌症和身体变异。伴随着空前的生存危机，癌症村纷纷涌现。2013年初，环境部公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承认癌症村的存在。据官方媒体曝光的数目，癌症村已超过200个，据维基百科的数据，则达500个左右。2013年初，由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7到8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许多专家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强调，癌症高发与高污染密切相关，“80%至90%以上的癌症可能是由于环境因素引起”，有的甚至认为“几乎一切癌症看来都是由环境引起的”。
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使群体性维权事件不断发生，环保抗争已成常态。
罪魁祸首
生存危机肇因何在?“以GDP论英雄”可谓罪魁祸首。
面对生存危机引起的民怨，官媒热炒国外曾经发生的严重空气污染事件，如比利时马斯河谷大气污染惨案、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等，试图使人相信污染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是一个需要“长期治理”的过程。这种部分事实加谎言的说教很具欺骗性。事实是，上述重大污染发生后，在自由媒体追踪曝光、民众集会、游行、示威等压力下，在众多环保NGO的参与推动下，政府不断改进措施，使城市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如伦敦大雾发生后，由于存在民主机制，自由媒体公开报道，环保组织蜂拥而生，集会、示威、游行浩大频繁。在选票压力和民意推动下，议会和政府以法律手段遏制污染，历时8年，伦敦废气排放总量下降了37%，冬季日照时间增加了70%，再经数年治理，伦敦环境实现了根本转变。而中国不仅空气而且水质、土壤、食品等均严重污染并日趋恶化。中西对比，“一个是一条抛物线，顶点之后就开始下降。一个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顶点目前还难以估计。”根本原因有质的区别：一是对环境污染尚乏认识的“知识性污染”;一是明知环境污染后果的“制度性污染”。
中国环境污染有明显的制度因素，“以GDP论英雄”即是这个“体制问题”的重要表现。长期以来，评价和提拔干部时，把能否促进本辖区GDP的快速增长作为决定性标准，GDP的高低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和职位升迁的最重要依据，而污染并不影响官员的业绩。
2013年5月23日，财经网发文“中国官场升迁指数分析：市长们怎样升官”，文章引述了来自新加波国立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与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研究团队的一项调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2000年——2009年涉及287座城市、976名书记和1075名市长的相关数据后指出，中国干部提拔的决定因素是能否促进本辖区GDP的快速增长，其主政时当地的GDP增长率只有比前任更出色，才有希望被提拔。“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结果还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GDP增长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4.76个百分点，而市长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报告指出，因为改善环境的支出不能迅速促进当地的GDP增长，故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则该官员晋升的几率是负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过平均GDP校正后的改善环境投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会下降8.5个百分点，而市长的晋升几率就会降低6.3个百分点。”研究团队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GDP的快速增长有助于增加官员被提拔晋升的机会，但加大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官员的提拔晋升并无助益，甚至存在负面影响。”此前不久，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的一篇工作论文，也用坚实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作者通过对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定量研究表明，中国地方官员花钱治理污染后，一般会升迁无望;那些花大钱造高速公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同时以环境为代价增加GDP的官员却更有可能升官。
这种“以GDP论英雄”的用人机制，驱使干部将公共支出转向可在短期内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项目，甚至不惜引进污染严重的企业，以牺牲生态来换取经济增长。在2013年3月两会上，刚卸任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环境保护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冲动。不惜‘血本’，‘上大项目、大上项目’，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撑。如果这些项目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环保压力将更大。一些企业飘红的业绩背后，染黑的是良心。”有些政府部门与污染企业形成共犯结构，6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环保局内奸细多：上面一检查，工厂就放假”一文中谈到，该报记者在四川眉山调查企业排污时，当地群众反映，每当市环保局检查时，环保局内部就有人向企业通风报信，污染企业就放假。当地村民向政府部门举报或者反映后，常常面临企业主的威胁、报复、殴打。曾连续掀起“环评风暴”的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说过：“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
发展GDP本身并无原罪，而“以GDP论英雄”则必然导致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竭泽而渔、舍本逐末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断子绝孙、祸国殃民之路。钟南山直言：“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根本措施
既然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那么干部考核该以什么论英雄?习近平强调要“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能达到这种标准的干部，无疑是真英雄。
关健是，仅靠上级考核能否考出这样的真英雄?事实上，中国大陆早在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198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1998年设置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历届政府都强调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保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0-2015)》还明确列出将环保作为地方官员的评价指标。为何有了专门的法律和机构，有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30年来环境污染却越来越严重? 实践和方向严重背离的根源在哪里?
2013年6月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被称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语中的：“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中心点，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人治不是说不能做事，而是成功几率太低了，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是不稳固的、非常危险的一种治国之策。”“‘人治’是不可靠的，还是要靠法治，靠制度。”“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依法来保护环境就无从谈起。”曲格平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也是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生存环境危机事关国民生死，必须解决。而要真正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惟一而根本的措施是政治改革，用民主制取代“人治”。民主制度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有效机制，民选官员必然对辖区生存环境和民众的健康负责，新闻媒体追踪、曝光，环保组织的批评、建议，独立的司法体系等，都是有效保护环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抛弃民主，拒绝民众和媒体监督，无论何种手段、招法，都难以根本挽救国人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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