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人桑松很想辞职，却遭遇亲友的反对。作为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他和前辈一样，讨厌“刽子手”这个称呼。既然无法改变审判结果，又让自己成了“人民公敌”;况且，一个新手，会给受难者带来更多的痛苦，但桑松也只好听天由命。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刚刚接受国民公会的审判。“弑君”的判决书很快下达，随后，讨论死刑是否可以缓期。680票中，380票反对。
清晨，带着最有经验的助手，桑松出发了。身上是那套象征死亡的著名服装——上面绣着绞刑架和黑色梯子。断头铡已经在革命广场安置妥当，助手试用了两三次，以保证一切正常。浓雾笼罩着巴黎。拉着国王的墨绿色马车，在士兵和警卫的看护下，穿过街区，趋近刑场。十多万人拥挤在街道两旁，见证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路易十六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与家人吻别，离开监狱前，他请侍从找来一把剪刀，想自己剪头发，却遭到拒绝——应该让刽子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件事。身材矮胖、面色发红的国王自己走上高陡的断头台。他想跟公众说话，鼓手们愣了一下，鼓声停止了片刻，但又继续响起。不管他说什么，都没有人能听到了。
铡刀落下的瞬间，路易十六发出可怕的吼声。他的脖子太粗，卡在了凹槽中，铡刀居然没有斩断头颅。一名助手不得不踩到铡刀上，才使身首分离。差点儿昏倒的桑松，无法像平常那样将“罪犯”的人头展示给公众，儿子只好接替了这项工作。
国王的血被洒向人群，巴黎沉浸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中。任命桑松四世的时候，路易十六绝对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刽子手和君王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刽子手世家》的作者贝纳尔发现了惊人的巧合：桑松家族的前几代 “掌门人”，差不多总是和王朝的统治者一起离世。伴随着王室的改朝换代，一代代的桑松们“子承父业”，历经了近两个世纪的风云变迁。贝纳尔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纪事，也是一部刑罚史，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另类解读。
桑松并没有亲手砍下国王的头颅。刽子手的传统职责，已经被机器替代。大革命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吉约坦纳断头台，在桑松的建议下进行了改良。尽管它不时发生故障，以至于刽子手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把菜刀，以备不时之需，却依然以其自身的高效率赢得了革命者的青睐。国民议会决定83个省都要装备它。
随后是王后，据说行刑时，她因踩到了桑松的脚而致歉。接下来是“革命舆论”的代言人——埃贝尔。在贝纳尔看来，“他是一个煽动家，把大革命当作自己的经营资本”。《杜塞诺老爹报》声名显赫的创办人埃贝尔，以典型的无产者形象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称国王为“公猪”，管王后叫“母猴”。这个现实生活中风度翩翩的高雅绅士，“乐于与贵族们交往，尽管在报纸上他要求将这些人砍头”。不幸的是，他最终成了革命的叛徒和阴谋家，在半晕厥的状态下，被抬上了断头台。
“共和国纯洁化身”的罗伯斯庇尔，在清理了大批“反革命”之后，也成为断头台上的受难者。不必指望任何常规程序，整个判决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也许，如同霍布斯邦的《革命年代》所说：“他的权力是人民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若干年过去了。《带着一本书去巴黎》的林达，在巴黎城市博物馆里，找到了断头台的模型。它的设计者，想以平等的方式，无痛处死犯人。只是，“这样一个基于人道理由构思的死刑机器，却在历史上投下了一个恐怖而令人厌恶的剪影”。它被藏匿在弗雷纳监狱的储藏室里，不再显露真容。恐怕谁也不愿意“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与之相连。
桑松留下了一部有关断头台的真实记录。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人说我们对鲜血已经习惯了，可当这鲜血来自我们的同类的时候，这不是真的……虽然观众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能看到他们的心在颤抖……看到断头台上只剩下一堆尸体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糊涂了……只有在喝过烈酒之后，才能重新镇定下来。如果我们这些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人民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历史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截然迥异的理解。
断头台上，不管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死刑犯，还是国王、王后、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都只是配角。主角是桑松家族——这个以“杀人”为职业的世家，见证了法国的兴衰存亡，还有政治舞台上曾经的革命、阴谋、暴力和狂欢。
法国，1794年，41天，1351人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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