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07年高考，四川女生曹于亚割肾救父。该省教育考试院招办感于其孝，援引法定加分条例，为她特加最高等级20分，送她进入第三批录取的第一志愿——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新闻一出，激起不同意见。2007年8月4日～5日央视法治频道“大家看法”连续两期，在放大这一新闻的同时，触及“道德能否得益”这一敏感辩题。
“大家看法”正反方辩论中，有专家对“道德得益”提出质疑，认为此例一开，必定有人效仿跟进。伦理范畴的孝道无法量化，操作中难掌尺度，容易形成又一条后门通道，就像以前为“二级运动员”加分一样，积久弊重，漏洞百出。
其实，所谓“敏感”，乃是我们头脑中已然形成的思维定势——道德必须绝对纯粹。高尚的道德一捎带上形而下的利益，犹如贞女受污、忠臣失节，完全变质变味。“敏感”之源，来自“君子不言利”这一圣训，道德与利益，两者必须完全绝缘，沾碰不得。但在现实中，利益为人人所需。
“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出席了该场电视辩论，他坦言自己最需要的奖励还是“实质性的”。孝女曹于亚在连线采访中也说，如果在荣誉奖励、物质奖金与加分入学三项奖励中进行选择，她肯定选择加分入学，因为前两项奖励只有一时短效，入学提高自身能力才有长远实效。
那么，道德能否得益便成了似乎有必要搞清楚的一道命题，社会意义重大。以笔者之见，道德得益理所当然。古代有“举孝廉”，虽说后来察举失严，出现“父别居”式孝廉，但不能就此否定“举孝廉”本身的相对合理性。在文化普及度较低的汉代，若不行“举孝廉”，又能以什么标准选拔官吏呢?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就是应该让有道德有智慧有奋斗精神的人“先富起来”或有所得益，社会资源适当向他们倾斜既合情也合理。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正能量，引领社会发展方向。难道好人不应有好报吗?
就是从价值基础角度，道德的根须仍在利益，孝女捐肾，利在其父，有益社会。道德高尚者必舍己利人，为何就不能得到利益补偿呢?作为社会评价，只奖精神不奖利益，能有多少实际示范效应?现实生活中，脱离利益支撑的道德号召，能有多少持续力、多少普及率?很简单，好人本来就难做，支付甚高，回报率若再低，还有多少“聪明人”愿做“傻子”?
说起来，还是左倾思潮欠的债，弄乱了价值排序，拧歪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将精神绝对化，不能辩证切实地看待道德与利益之关系，至今仍须对此拨乱反正。虽然我们不能搞道德高酬化，不能标价购买道德，但承认“道德含利益”则毋须脸红。即使操作过程中有人借机走歪门邪道，那也只是标准制定的科学性问题、程序执行的规范性问题，并非“道德”本来就不该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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