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语言的沟通功能正在退化，表达就是掩饰。
3月初的广州，黑夜仍比白昼长。暨南大学招生办在圆满完成了对该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长沙、北京和广州三地艺术考试的组织工作之后，又明察秋毫地发现个别考生被个别评委给出了0分和1分的“极端分数”。于是有人向领导汇报，并即刻得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批示：“一是马上了解情况，弄清楚事实;二是坚持公平公正，妥善处理。”
随后的调查表明，“极端分数”是两位评委在“十分抵触”的情绪下给出的。而且，从他们在被谈话之后只是将分数提到30和31分来看，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情绪还远没有形成深刻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对广大考生负责，学校决定由文学院和中文系组成专家评审复核小组，根据录像进行复核，对分数异常的学生进行重新审核和评价。同时，考虑到今年报名人数踊跃，生源质量好，学校决定批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招生人数从20名扩大到25名，按照教育部的1：4比例，相应发放合格证书的人数从80名增加到100名。”
以上文字超出了我的造句能力，因而只能原样引用6月3日暨南大学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关于我校艺术考试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此前，6月1日，“极端分数”制造者之一的鲁老师发现自己打的分数被篡改之后，他表达愤怒的方式不是在家里摔盘子，而是到微博里去“扒粪”，并引发了民意广场上的大规模“集结”，这才有了作为危机公关的《说明》。
根据鲁老师的爆料，全部5位考官在面试时都受到了要求照顾某几名考生的压力。此前，为了进入面试环节，这几名考生的笔试成绩已被改过。鲁老师后来回忆说：“到了面试现场，我们发现这些考生的表现跟他们的笔试成绩是很吻合的，就是都不出色。没有达到进入这个(面试)名单的资格。当然，不可否认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抵触的情绪，给了最低分。”
校方的回应是很多人都能预见的：首先是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地坚称“决无此事”，然后是鉴于“个别人士在网上散布谣言，对我校声誉造成伤害，我校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权力的翻云覆雨和虚张声势，即便在一所人文高校里也以如此缺乏想象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说明》断然否定了鲁老师的“照顾”之说，它的“个别评委十分抵触”的表述便显得突兀而诡异。为什么抵触呢?没有压力何来抵触?鲁老师不能接受的不仅是他的分数被篡改，而且是在他的名义下被篡改的。既然专家复核小组被赋予了终极权威，那就正大光明地改分好了，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义?这个复核小组究竟是些什么人?直到央视《东方时空》栏目组离开暨大时，也没有获准采访这三位匿名的小组成员。《说明》也没有提及，复核小组最后给出的七十几分的成绩，刚好保证本案中的三名考生以97、98、100名的名次进入扩招后的合格线。
一次面试，三改其分;为了让三个考生过关，甚至不惜修改招生规则和计划。这是怎样的三个人才?招生办黄主任对《东方时空》记者说，他一眼就认定这三名考生“具有高素质”，属于“迟早会发光”的“金子和银子”。但从央视公布的面试现场视频来看，这几名考生的应试表现或许更适合做国家公务员。“这个专业真的不适合他们”，“他们缺少起码的对文学的真诚”，另一位“极端分数”制造者唐礼兵老师如是说。
招生办黄主任还把此事提高或降低到法律层面来对待。他对《东方时空》记者说，“鲁老师所谓‘照顾’之说，并没有证据的支撑”，“这个社会还是要讲一个证据”，“没有证据的时候，你不能按有罪判断来推定”。在央视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面前，校方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放低身段邀请被管理者回到法律框架内。
什么是黄主任所要的“证据”呢?鲁老师向记者提供的面试成绩单的复印件算不算?唐礼兵的出面作证算不算?在黄主任看来，似乎只有恰好拍到且录到了有人“打招呼”的录音或录像材料才算。如果证据的标准是由黄主任提供的话，即便真有这些录音或录像材料又怎样?即便抓了现行又怎样?
潜规则之所以是潜规则，就因为它在法律和制度之外运行，法律基本拿它没办法。潜规则盛行的前提下谈及法律，无疑是对它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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