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有特点的临时工，是衙门中不在编制的吏员和衙役，尤以清朝衙门中的临时工现象最为突出。
清朝衙门的吏与役
衙门中的官员，就像今天的官员一样，不可能由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充当。充当临时工的，只能是具体干活的那部分人。清朝衙门中具体的办事人员，一种是吏，一种是役，大部分是临时工。
清朝衙门中的吏员，因为所在衙门不同，所在地区不同，称呼也很不相同，总的可以用“吏”这个字眼概括。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一些识文断字的人，而且往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实践经验，相当于今天政府部门享有干部待遇的非领导公务员。他们的地位低于官员，主要工作是草拟和收发公文，管理文书档案，抄写文书资料等。他们的身份是良民，但绝大多数并无科举功名，在官场上前途不大，不过也有升迁的可能，甚至升到相当级别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如下文要说到的田文镜。
衙门中的“役”，地位要比“吏”更低一级，一般总称为衙役。衙役从事的工作内容非常庞杂，总的来说，就是在衙门打杂服役，主要从事体力活的这部分人。之所以叫做“役”，是因为这些活计，在历史早期确实是由老百姓无偿服役承担的。宋朝王安石变法，由百姓无偿服役，改为百姓出钱给政府，政府拿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从社会上雇佣人承担。此后，这种工作主要就是政府掏钱雇佣的。因为它在历史上本来属于“役”，所以，一直沿袭不变叫做“役”。在衙门工作，就叫做衙役。
衙役是比吏地位更低下的工作，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公安、警察、法警、城管，以及机关单位的工勤人员如司机、厨师等。在清代，衙役通常分为皂班、快班、民壮和捕班四班。主要工作就是治安、捕贼、收税之类。其身份基本上是贱民，自身和子孙后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穿戴朝廷规定之外的衣帽。此外，还有抬轿子、看库房、给官员持扇打伞、官员出行时为官员鸣锣开道、打灯笼、巡夜、炊事、法医、牢卒等等。这些工种中，有些是贱役，有些则必须是良民，而且必须家境殷实，如看管仓库的人员。
衙门的吏役大部分是临时工
清朝衙门中，不论地位较高、工作较为舒适的吏，还是地位低下、工作辛苦的役，大部分是临时工，其数量是正式在编人数的数倍甚至十多倍。
正式在编的经制吏，有“经承”之类的称呼，而不在编制的非经制吏，则有“贴写”、“掌案”、“帮差”等名目，非经制的衙役，则叫做“帮役”、“白役”等。无论吏还是役，还有一种叫做“挂名书役”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说：“所谓挂名书役者，乃足迹不至衙门，经年不见本官，不知办案为何事，差遣为何事，按册有名，服役无人，惟津贴纸笔之费以帮办事书役此则挂名书役也。”挂名书役不但不从衙门拿薪水，还要给衙门缴纳纸笔之费，每月大概是二两到四两银子，相当于今天六七百到一千元人民币。这种倒贴的活，为什么有人乐于干呢?原来这些人往往“家有田产，借以支持门户;或居乡被人欺凌，借以御抵外侮”，原来是借用公家一张虎皮以吓唬人。
按照规定，清朝一般的县，应该有几个到30个左右的书吏。但清初的侯方域估计，一个县就会有1000名左右书吏;稍后的洪亮吉估计大县有1000名，中县有七八百名，小县也会至少有一两百名书吏;而同治年间的游百川则估计大县有两三千名，小县也会有三四百名书吏。或许临时工数量也是不断在膨胀吧。
对于衙役，清朝也有编制限制。按照清朝《服役全书》的规定，一般州县的衙役人数也就是数十人到一百人而已。1736年的一份皇帝诏书说，如果编制内的衙役不够用的话，地方官可以增雇额外衙役。所谓额外衙役，当然就是临时工了。看来朝廷也允许衙门雇佣临时工。
清朝的王植说，一名常年衙役手下常有三四名白役;胡林翼说，仅在贵州的石阡府，就有数千名白役，当有正式编制的衙役被派遣下乡时，总有数十名白役跟随，参加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嘉庆年间的一位御史记载说，浙江仁和县和钱塘县，衙役总数达到一千五/六百人。另一位御史在1827年上奏说，大县有衙役千人以上，小县甚至也有数百人。四川巴县的知县刘衡所说更是让人惊奇：他到任时，该县有7000名衙役，他到任一年后，6700到6800 名衙役因为无法在此岗位上捞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而辞职，仅有大约100人留了下来。
由于书吏严重膨胀。清朝也曾经进行精简尝试。1826年，应直隶总督那彦成之请，皇帝下诏裁减各省书吏及衙役，规定一个州县衙门里最多只能雇佣书吏80人，对于编外衙役的清理也时有发生。但也没有什么效果。
清朝衙门临时工是现实的需要
清朝临时工膨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现实的需要。
雍正7年，有大臣向皇帝上疏，反应衙门大量的临时工现象，建议皇帝下令禁革。雍正皇帝的亲信，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表示反对。他说：“贴写、掌案、帮役、白役等名色，则皆非挂名书役也。盖贴写乃甫经学习、帮写文移之人，掌案则久于衙门、熟谙章程、办理稿案之人，帮役、白役即各衙内之副役，跟随正役以效奔走之人，皆非挂名者也。”
田文镜举例说，按照规定，总督衙门经制书吏应该有20名，分为上下班，每班10人，实际上“现在办公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殷繁，尚若赶办不及。若以一正一副计算，每班不过二十人，以百余人办理不及之事，欲责成一二十人，其可得乎?”
他还进一步认为：“其贴写一项，跟随学习帮写，即将来办事之经承，而且书写需人，不能革除也。经制典吏役满出缺，新募典吏何能办理文案?故必需熟谙书办职掌稿案，无掌案则事务茫然，是又掌案之不能革除者。”
作为总督的田文镜，说出了书吏膨胀的原因，一是事务繁多，需要更多有经验的经办人员，那些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临时工是不可少的，二是临时工也是实习生、吏员的候补人员。这两点当然都有道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衙门公文案牍山积，无论治安管理还是户籍、赋役管理，都有大量文牍档案，上下官僚机构间也是靠文牍往来进行政令传达信息交流的。在古代信息处理技术落后，既无今日之照相、复印、打印等手段的情况下，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繁重的就是文书档案的管理，所有文牍都得亲手抄写。广州的一位知县说，除了正常的文书报告以外，每年还有一百余种以上报告或保结书必须拟制，且每一份报告必须制作六七个副本。事务繁多的县份，必须有一百名以上的书吏才能完成。而且，和今天一样，衙门中那些有正式编制的书吏，往往是不实际办理公事的人。这种情况下，衙门的文书工作，当然只有招聘临时工(贴写)去做了。
衙役的情况也差不多。衙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治安、办理案件和征收赋税。一个数万到十数万人的县，如果从事治安、司法和征税的衙役仅仅是数十人，确实不够使用。编制不增加的情况下，使用临时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所以，清朝被认为是能臣的田文镜和李卫都认为，大幅削减临时工是不现实的。
临时工现象，还与清朝的吏役任职制度有关。清朝规定，一个吏的任职时间是5年，做衙役是3年(这种规定当然根本不能实行，无论吏还是役，都有终身盘踞衙门而不退出的例子)。对于无需专业技能的衙役来说，服役3年而更换，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对于需要一定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吏来说，如果不经过实习培训，显然不能胜任工作。所以，在正式进入衙门之前，有相当的时间进行实习，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进入衙门，熟悉业务，5年之后要求退职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没有编制，那么也就只好以实习生、临时工的身份工作了。
衙门临时工依靠权力好处多
当然，衙门吏役超过规定数十倍，严重膨胀，除了工作需要，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热爱这份工作，千方百计要挤入衙门。
衙门吏役的待遇，其实是很低的。首先是工资待遇很低。清初的吏一年大概有10两到12两的饭食银，大概相当于今天两三千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这笔银子后来逐渐减少，康熙年间就完全被取消。而临时工则从来根本就没有任何饭食银。他们得自备纸张笔墨为衙门服务。在编的衙役每年有6两银子的工食银，临时工则没有这笔银子。除了经济待遇极低外，衙役的不少工种属于贱民，一旦良民从事此种工作，他本人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就成为贱民。
但即使如此，努力要挤进衙门的人，仍然如过江之鲫。哪怕变成贱民，也在所不辞。
一入公门，就可以免除徭役。在徭役极为沉重的时代，这种优免是有吸引力的。但根本的原因是，衙门毕竟是权力中心，权力可以带来无数潜在好处。挂名衙役，挂名书吏，倒贴钱给衙门，就是要一张虎皮支撑门户。
地位高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吏，有政治前途，做吏是当官的一种捷径。虽然与科举出身的相比，从吏升任高官的概率小，但也不是毫无可能，前面所说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本来就是吏出身。即使做不到这么大的官，也可以升转一个小官。
而对于更多吏以及毫无政治前途可言的衙役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则是官府这张皮所具有的权力含金量。国家不给他们工资，就默认、允许和放纵他们打着衙门的旗号，自己创造收入，自己养活自己。从事文牍拟制、收发和管理的书吏，上下其手，舞文弄法，捞取好处是他们一贯的做法。最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衙役，则更是以敲诈勒索为吃饭本钱。他们的身份是贱民，但实际上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由于代表官府，衙役狐假虎威，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他们从衙门得不到一分钱的待遇，却能够利用办案、征粮、收税的机会，勒索巨额收入，鱼肉乡里百姓。这种工作，对于一些游手好闲的市井泼皮无赖来说，是最合乎胃口的选择;而对于官员来说，利用这类无赖流氓之类整治老百姓，也是他们所乐见的事情。
无论衙役还是书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衙门的各项陋规收入，是无论从事耕种还是经商，都根本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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