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散步!散步!在环保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中国，人们以这种方式阻断那些企图强行闯关的PX项目。数年间，逢PX必反，遇反必停，在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之后，这种以乱达到诉求的方式却一再上演，政府决策方式的转变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没有赢家的博弈
谈PX色变，这是眼下中国各地居民们对此项目的第一反应。恐慌似乎插上了翅膀，从大连到厦门，从宁波到昆明，人们或“散步”，或集会，抵制即将在家门口落户的PX项目。
一起起简单民意诉求，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变成复杂群体性事件。逢PX必反，有反必停，如火如荼的民间抗争，让PX项目在中国大陆走入了一个无法落地的怪圈。
“巨毒”、“致畸”、“致癌”……在网络平台上，PX项目被描绘成了具有通天魔力的兽首人身的怪物，这个“邪恶的力量”有可能吞噬我们的家园，让许多家庭断子绝孙，或毁掉一座城池。
“国外PX项目距离居民区至少一百公里”，各种似是而非的传言惊扰着居民，逼得他们走出家门，走上街头，以作奋力一博。
遗憾的是，经历过多起PX项目群体抗争事件之后，地方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并没有从教训中掌握足够的应急经验，他们处理事件时，多少显得有些生硬和惊慌失措。
以本次昆明PX项目引发的群体事件来说，事件处置者歪招频出，要求市民“打印实名制”、“买口罩实名制”，过激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扩大了不信任的鸿沟。
历史一再简单重复，在这场政府与民间的博弈中，利益主体更趋复杂——对于厦门、宁波这样自然和区位条件得天独厚的城市主政者来说，放弃PX项目或许还有更多优化选择，而对于昆明甚或是经济、地理条件更差的内陆城市主政者来说，放弃嘴边这样一块诱人的肥肉，实在心有不甘。
一场场风波各有曲折，结局却只有一个，地方政府迫于稳定压力，纷纷宣布尊重市民诉求，放弃PX项目，事发地人们弹冠相庆。旷日持久博弈到最后，谁是赢家?
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企业来说，前期选址、谋划，消耗了巨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地方政府亦因此损失巨额的税收和GDP预期;当地居民也会丧失融入一个产业升级巨大发展期的机会，以及可以预期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指数红利。
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群众运动式博弈中，政府和民间的信任裂痕在扩大，愈发脆弱，一些固化的印象正如同社会癌细胞一样四处扩散，并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对PX的妖魔化依旧;民间逢项目必反，可能采取更为过激的举动，他们深信政府官员为了GDP可以罔顾公众健康;政府大失颜面，认为事件背后有少数别有用心之人操纵，在法制轨道上偏离更远。
脆弱的沟通渠道
“双方就缺一个对等透明的谈判桌。”乱象过后，反思没有停歇。
同国外面临的情况相似，以PX为导火索的“邻避运动”在中国已进行了多年。居民因担心如垃圾场、核电、化工等项目对自己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虽然认同这些项目确实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但是却“不要在我家后院”，并且采取强烈坚决的集体反对甚至抗议行为。
然而，喧嚷的中国式邻避运动有着显著自身特色。每次出现群体性事件后，政府便会邀请一些专家在大众媒介上作相关解读，说明PX是一项低毒项目，国外PX项目离居民区并不远，相关技术控制措施得力，不会危害公众健康，相关部门还会搬出一大堆环评报告，试图消释人们心中的疑虑，效果却十分有限。官方和民间似乎拧成了两股绳，官说官话，民有民言，千丝万缕的胶着，剪不断，理还乱。
饶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事后，包括已宣布放弃PX项目的地方官员，不时对公众传递出委曲的情绪。PX项目产品在当今拥有广泛用途，中国正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型升级期，无论是从国家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层面，还是从地方和居民福祉来说，可能都是有百利无一弊，他们不明白，为民谋利的一件好事，居民们为什么群起而抗争?阴谋论和利益论甚嚣尘上。
对一些大型工程项目来说，对搬迁地居民和原住民进行合理补偿是必要的，但并不是一纸补偿协议、几家钉子户那样简单。相对于体量庞大、动辄占地数十平方公里、投资数百亿元的PX项目，地方政府急切引进的态度，当地居民个人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对弱者天然的同情，对环境的集体焦虑，会影响到集体的行为。$nextpage$
公众利益和原住民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并非水火不容，平衡点不难找到，难的是双方缺乏一个平等的沟通渠道，一个让双方都能心平气和的谈判桌。
纵观所有酿成重大公共事件的PX项目，缺乏沟通的程序性缺陷显露无遗。这些项目往往在立项、拆迁征地之后，当地民众方知晓有此项目，原住民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尊重。加之此前政府和民间组织、居民没有充分沟通，它的选址是否科学?它的环保标准如何?它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如何?符合哪些数据?一旦发生不测，如何保障公众安全?它对区域经济意味着什么?这些前戏需要做长期功课，现实却有欠缺，公众被蒙在鼓里，他们无从知晓或一知半解。
集体情绪被激发之后，官方为了迅速平息事态，往往抛出一堆“最严格”、“最环保”、“最安全”等模棱两可的话语来安抚公众情绪。须知，这些表态如同某些部门的年终预算数字一样，缺乏细致可查的数据，公众自然不买账。
此招不灵，地方官员和企业还会抛出项目环评报告。然而，这也仅是一个专业机构出具的一项技术报告而已。中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应当认真考虑公众意见，并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附具对公众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其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有关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进行审议，判断其合理性并提出处理建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审批决定时，应当认真考虑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处理建议。”这种单方面的规定，没有明确公众参与的效力，主管机构不采纳公众建议，或其行为本身违法时，公众该如何申请救济?换而言之，原住民在自身缺席的情况下，为何要相信环评的一面之辞?
官方亡羊补牢的第三招是专家辟谣。专家一屁股坐在官方的板凳上，居高临下地解说，在怀疑情绪已经被调动的情况下，这种“皮下注射”式的单向度解释，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规律。况且，如今的专家，许多都已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过去的众多公共事件中，专家越辟谣，百姓越恐慌。
部分邻避运动因为公众环境知识水平有限，而采取了过激反应。把全部原因都归结为公众环境素养差并不恰当。在目前的困局下，要消除民众顾虑，仅靠普及知识和专家辟谣还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政府、企业与民众间搭起“信任”的桥梁，如公开的信息交流平台，让民众开放式体验PX项目，了解环保措施。政府要尊重成长起来的民间组织，发挥其在官民之间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而不是相互猜疑，视为阴谋论者。
群体事件拷问关门决策
近年来，环境问题屡屡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一方面是因为公民社会也有长足的发展，环保意识觉醒;另一方面，经过30余年粗放式发展，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尖锐，公众的环境焦虑日益加深。
PX项目频繁引发公众事件，绝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拷问着政府决策机制。
多年来，中国大陆沿袭的模式是，长官决策拍板，由地方最高首长或几个人关起门来商量上什么项目，没有像样的可行性论证，不听取民众意见，没有科学、民主、公开的决策过程。这是一种随意的、主观的决策机制。
政府主导的决策视原住民为局外人，原住民插不上话，在缺乏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他们感受到利益受到漠视，便会用“散步”来抵制。当人们提出质疑,官员们又不肯放下身段与民众平等对话，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通过“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高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分析，PX项目在中国陷入“一闹就停”的困局，存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以及权威专家没有把PX项目的危害性说清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些错误的信息散布没有得到及时澄清，让公众“谈PX色变”。而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改变公共治理模式，勇做责任政府，将自己从具体的经济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经济利益的平衡者。同时，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维护包括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公正，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当前，许多地方政府还缺乏这样的自信，他们刻板地认为，“素质不高”的民众天然地扮演了反对者角色，为追求效率，上马项目，要么“疾行之”，要么“徐图之”，不敢把各种信息充分摆在讨论平台上，而是等老百姓反了再出来说明。这种事后补救的做法正延伸到其他领域，一些部门的“鸵鸟政策”持续消解着公众的信任，如之前发生的地下水污染调查数据、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等，公众千呼万唤，它自巍然不动，数字成谜。
尊重公民权利、行政阳光化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表现，为避免高昂的社会成本，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目前亟需建立一个博弈平台——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各方民意代表能够有理、有力、有节表明自己的观点和诉求，言明利弊，有独立公平的第三方机构客观判断，双方互有妥协。惟有如此，方能解开PX项目问题上的死结。这不仅有利于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亦是公众参与环境政策制定，确保环境政策符合民意及环境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
补足上述功课后，专家指出，要取得公众的配合和谅解，政府上项目时还应给原住民相应的物质等补偿，让居民享有相关项目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项目落成后，政府还应严格依法监管，不因其为纳税大户而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大开绿灯。
“大多数群众说上就支持企业上，大多数人民群众说不上，这个项目就不上。”昆明市长李文荣日前在PX项目民主恳谈会上如此表示。但愿，这不是强行闯关不成的托辞，而是政府放下身段透明行政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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