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一数据来反映国家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程度、民生、教育甚至治安状况，那么非“就业”莫属。除了这些大方向的描摹之外，它还如三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更复杂的社会面影：阶层分野、城乡差距、产业结构、财富分配、社会心理。这当中可以看到，什么是上升的阶层、哪个是没落的群体、何处是财富的渊薮、哪里是贫瘠的土地;可以看到公平和歧视的对抗、规则和特权的角力。
2013年全国有近7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在名校扎堆的北京，目前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只有28.24%，不足3成。“找工作”又让走向社会的年轻人见识了什么叫做“转型期社会”。
转型之殇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户籍和社保是就业不能绕开的问题。打破户籍、社保壁垒的强烈诉求与获得户籍、社保优势的迫切愿望，诡异地并存于每个就业者的头脑中。
这二者限制了劳动者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制造了就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而恰恰由于户籍和单位成为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依据，所有面临择业的大学生都深知其中厉害，故而更要拼命地挤入提供城市户籍和完善保障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根本无法在城市和基层、热门单位和普通企事业单位间进行有效分流。
以户籍和社保为核心，每个用人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做为广义的“福利”，正被就业者反复掂量。垄断型国企、大型高新产业、权力集中的公务员岗位、掌握核心资源的泛事业单位、金融证券和信息行业正受到热捧，而更有能力消化就业者的领域则因缺乏这种“福利”而遇冷。
比如制造业。制造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制造业生产及出口曾经保持了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和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就业比重呈现出较明显的下滑走势。有关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33.8%。这固然有制造业本身发展困境以及实体经济趋冷的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低”、“工资低”的岗位水准。这是“就业难”和“用工荒”中国式并存的现实注解。
不止行业和行业之间，毕业生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就业意向也轻重不均。当高等教育扩招的成果开始反哺一些西部省份时，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在为过度集中的人才存量而头痛了;基层对人才求贤若渴，北上广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进城”的门槛。地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带来了财富和权利上了分别，也导致了规则意识和人文环境的迥异，因此大量毕业生宁可在一线城市徘徊、流连，也不愿意选择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岗位。
由于就业有如此大的附加价值，对于中国大学生而言，选择职业就如同选择了命运。故而指望用劝说大学生自主创业、投身基层、回报西部来破解就业困境，不但收效有限，其实也是不负责任、回避问题的。只要户籍壁垒不能打破、财富分配仍然失衡、社会政策始终以城乡结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学生就业就不会不难。转型社会和就业徘徊会相伴而行，只有充分改革，才能保证充分就业。
产业之难
如果“就业难”是一道考题，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标准答案里的得分点，在媒体报道和分析文章中，二者多半对应出现。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意味着将低科技含量、过分依赖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低层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高技术、高产出、低消耗的高层次产业结构，也意味着调整三大产业的比例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转移会出现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趋势。这是经济学定理，也是为先行国家所证明过的经验。它们经验表明，接近30%的就业人口，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扩大就业必须倚重服务业。
物流、保险、旅游、金融、文教、社区服务、公共事业，这里为知识性就业者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从投入产出效果看，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是1000个。在大格局变动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第三产业是个可以被寄予希望的单向变量。
两年前，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全国7.6亿就业人员中，有35.7%在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34.8%)，第三产业成为中国的就业主渠道。然而，对比发达国家第三产业60%的就业比重，中国至少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
尤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发展第三产业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和政策环境必须得到改善。没有公平的法治、政策环境，没有财税、融资、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没有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民营企业很难健康发展、做大做强，也就很难充足吸纳就业，并为就业者提供合理的社会保障。如果国家不能善待民企，民企同样也无法善待它的从业者。
民营资本是最健康的资本，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有公平的财税和竞争环境，它自然就会流向最能创造财富的地方，并有创造合理市场秩序的内在张力。由于这种健康的“本性”，它的壮大与合理发展不仅能改变就业难的现状，还能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上发挥出巨大的能量。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的宏观叙事，最后还是要落到类似如何发展民资、民企这样的具体支点上。
教育之忧
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始终是种矛盾运动。而转型期的问题在于，市场传递出来的信号很可能是短期的、随时调整的，而高校在消化这些信号时也常常是迟钝和滞后的。两相叠加，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错位感。
沈阳人才市场曾做过的一项调查很有代表性，结论显示，这种错位和机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高校专业设置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错位。中国4年一个周期的高校专业设置决定着专业人才的产出量，大学生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周期有较大的关联。调查中发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后面带来的是职业、职位、岗位的变化，企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变化速度是高校专业培养人才的2—4倍，形成了人才供需市场配置的时间差。
二是人才结构失衡，供求矛盾加大。近年来的人才市场需求供给情况反映，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致使出现了部分工科类大学生在校期间又到劳动部门开设的技工培训学校学习拿到技能等级证书。
农业人才需求错位问题是结构性矛盾的最突出问题。据统计，中国目前平均每百名农业劳动者中只有科技人员 0.023名，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科技人员0.0491名，而发达国家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1名科技人员。这还是2003年的数字，现在的数字肯定更高。
在人才分布上，中国东部与西部、沿海地区与偏远山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每万人中大学生占有量差距也很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大学生就业局面的改善，始终要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其中最基本最笼统的划分就是学校的定位——百余所学术型高校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应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地方本科院校是应用型高校，应以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主;职业型高校是高职高专，应以培养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为主。只有找对“角色”才能廓清人才队伍的结构和层次。
同时，还要面向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建立科学的专业进退机制，适时地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在保持大学学术传统的同时，依据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加强综合课程和应用性课程的开发和建构，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应该给予一个学生在高校里再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以及多专业学习的平台。多专业背景的就业者显然会在市场上更有弹性和灵活性，而这样的“灵活”成趋势了，才有机会盘活整个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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