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要你准备好了才能读懂，能读懂多少就看运气如何了。”重读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之后，加拿大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写道。这时，她正住在加拿大的乡村小屋里。它曾是玛格丽特不得不读的一本书——文学课程的必读书。对于19岁的女大学生而言，伍尔夫“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很微妙。一切都让人捉摸不定。一切都难下定论”。
为什么非要“到灯塔去”不可?她说，年少时读书，时常不求甚解，如同“一只水上的昆虫在文字的表面滑行，不会去探测水底的暗流”。因此，疑问被囫囵吞了下去。直至某一天，“我们和某本书，某个作家再次不期而遇” 。
突然，书里的一切都变得无比清晰。就像夏日里看完了所有的侦探小说，回头瞥见伍尔夫一样，玛格丽特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书里的机关——风格形式、艺术技巧、语言表达……所有藏匿的叙事线索、暗喻和隐喻，全部现身。宛如阳光照耀下的“黑房子”，各种秘密暴露无遗。
伍尔夫和玛格丽特，应该多少心意相通——在如何看待女人这一点上，都可能被简单而不免武断地归为女权一类。她们同时看到了在偏见和歧视面前，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困惑。
《到灯塔去》的莉莉很痛苦，因为一个男人不停地对她说，女人不会画画，也不会写作。初读伍尔夫的玛格丽特，对此很是不解，也颇为不屑：莉莉为什么如此在意他怎么想?那个男人分明就是个无聊的讨厌鬼。后来，她终于知道事情绝没那么简单。“这种断言即使是从傻子的嘴里说出来，也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因为，在这背后，是数百年显赫权威的支撑。”
写这段话时，玛格丽特已是“国际知名作家”，4次获布克文学奖提名，并最终以《盲刺客》获得2000年的布克奖。她很擅长讲故事，创作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和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截然不同。
但是，当女性受到固有观念的冲击时，“莉莉式”的痛苦依然存在，她们不得不重新衡量和调整自己。这种压力和不安，一直出现在玛格丽特的作品里。早期的小说《可以吃的女人》出版后，立刻有人声称它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玛格丽特可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当她着手写作的时候，根本还没有什么妇女解放运动!
不过，她也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锁起房门，阅读西蒙·德·波伏瓦。并且意识到，书中女主角面临的选择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不是重新选择一个前途渺茫的工作，就是结婚嫁人，以此作为摆脱困境的途径。”
《可以吃的女人》的女主角——玛丽安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女性，快要结婚了，却焦虑不安无法正常饮食。对工作和婚姻的失控感，让她濒于崩溃。婚礼之前，玛丽安烤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以奉献这个“可以吃的女人”的方式，和过去一刀两断。
不谙世事的读者或许会问：压力和食欲有什么关系?“进食”的隐喻是什么?对食物的抗拒，代表着怎样的一种潜意识?好在，“玛格丽特”要比“伍尔夫”好懂，在恰当的时候读懂它并不困难。
除了玛丽安之外，小说中的其他几位职业女性，正热心于寻找好丈夫——这和两个世纪前，简·奥斯汀笔下的各类女主角、女配角并无差别。《傲慢与偏见》开宗明义：“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有人说，奥斯汀的6部小说，都在强调一个观点：选择富裕英俊的好男人，才能确保婚姻幸福。
只是，“婚姻指南”的写作者，拒绝了婚姻。27岁时，奥斯汀曾接受好友弟弟的求婚，可深思熟虑之后，又婉言谢绝了。个人情感生活中，女作家并没有践行自己的至理名言——“婚姻是对于拥有少量财产、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的唯一选择”。
倒是像奥斯汀所说，玛丽安要“成功”地嫁给一个好男人了;莉莉也终于画出了心中的幻想，精疲力尽地放下画笔。
可这，远不是结局。
伍尔夫藏在“灯塔”背后，冷静地说：“我们的影像，你们藉以认识我们的东西，都是肤浅可笑的。在这些影像下面是一片黑暗，无边无际，深不可测;我们只不过偶尔浮到表面，你们就是依靠这个认识我们。”理解这些，有时候就像理解女人一样，需要阅历和运气。为什么总是女人?用玛格丽特的话讲：这就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短篇里，一个无名诗人写的那样：“为什么总非得是番茄汤?”
“看我刚才的运气多好!”读懂了伍尔夫的玛格丽特，一边这样对自己说，一边戴上那顶破旧的帽子，去她深不可测的花园里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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