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早稻田大学博士
近来，“雷人抗日剧”引发人们关注。其中，将敌人过度“矮小化”、将英雄过度“高大化”的雷人情节备受质疑：抗日英雄徒手将鬼子撕开，手榴弹炸掉天上飞机，飞刀可以摧毁敌人重炮……离奇故事让人匪夷所思。早前，就有日本学者不解地问我：把日本侵略者描绘得那么弱智，抗战却艰苦地进行了8年之久，这些电视剧到底是赞扬中国还是在贬低中国?
在新中国政治宣传史上，抗日剧一直都是诞生“红色经典”的重要阵地，也是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舞台，是新中国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反思抗日剧，其实也是在反思整个政治宣传方式。任何现象，都不会突然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都有其产生和消亡的过程。“雷人抗日剧”不是新鲜事物，几十年来一直都有，既有被奉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也有被列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雷人抗日剧”也不孤独，“高大全”式的宣传手法在当前也很常见，缺乏“人性”和“理性”的宣传报道也经常见诸屏幕。
从“红色经典”到“样板戏”
文革前的“红色经典”抗日剧
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抗日战争都是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被长期传颂。“小兵张嘎”的勇敢、机智，剧中敌人的残暴、凶狠，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经典影视剧都成为伴随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革命题材电影。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
现在回头审视这些“红色经典”影片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将日本侵略者“小丑化”、将中国英雄“高大化”的处理方式。不过这些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集中的反感，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艺术化处理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未触及人们的接受底线。《小兵张嘎》中，日本兵、胖翻译官的笨拙与张嘎的机智形成鲜明对比;《地道战》也在外形上丑化了日军，但日军队长山田狡诈多变，高家庄村民的胜利并不轻松。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人们处所环境非常封闭，接触的信息十分有限，能接触到的电影作品极少，同时人们对战争和英雄的记忆十分清晰，很少从批判的视角审视荧屏。
这些红色经典是中国政治宣传的重要案例，成为中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教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红色经典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传递了革命建设的正能量;同时，这些红色经典讴歌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贡献，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雷人抗日剧：“样板戏”亡魂游荡
“矮化敌人、抬高自己”的政治宣传模式，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无论是在抨击“美帝国主义”还是其他国际敌人时，都反复使用这种政治宣传手法。在影视艺术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是1968年指定的八个样板戏，中国进入“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的时代。样板戏之一《红灯记》中也有关于日本侵略者的戏份，如“第六场、赴宴斗鸠山”中，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李玉和的高大威猛相比，日本侵略者均是矮小、猥琐、无能的形象。
单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宣传无疑效果显著。台湾《广告》杂志认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手段极为高明，如“大跃进”，从字面就能让人感受到其气魄、动作和方向，很有画面感;另外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风压倒西风”等口号，也极易对人产生影响。
被认为是李双江在文革时期演唱的歌曲《美国兵是个废物》最近被公布，其歌词同样“雷人”，在网上被讽刺为“神曲”：“美国的兵他是个废货，纸糊的老虎空空的壳，在朝鲜咱们跟他较量过，那么呀呀得儿呦。他一举手，一抻脖，腿肚子转筋打哆嗦，乖乖地交了枪，当了俘虏，那么呀呀得儿呦。”从中可见当时中国政治宣传中，对国际敌对势力进行“矮化”处理的一贯做法。雷人抗日剧中对敌人的过度矮化，其实就是文革“样板戏”亡魂依然在发挥作用。
人们对雷人抗日剧的态度转变
长期以来，抗日剧之所以在屏幕上大量出现，离不开国家层面宣传政策的支持，具体来说，就是“题材安全”、“容易通过审查”的现实考量。同时，抗日剧有着很好的市场，某些抗日剧一集卖出200万元的高价，反映了观众对抗日剧的需求。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建国初期、文革时期甚至改革开放后的抗日剧中，都存在将日军矮小化、猥琐化，将我方英雄人物高大化、全能化的现象。这种艺术手法在中国政治宣传史上屡试不爽，曾经取得很好的效果。转视邻国朝鲜，就像回看几十年前的中国。当前朝鲜依然存在大量“意淫式”宣传方式来“解气”、“过瘾”和“鼓舞士气”，与过度矮化敌人的抗日剧可谓异曲同工。在当前中国，相同的现象却引起人们的反思和质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除了上文分析的以前特定历史时期人们能接触的影视作品十分有限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民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在历史上，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但战后很长时期内，日本国力远远强于中国。抗日剧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可以让中国人“解气”、“过瘾”和“鼓舞士气”，通过影视剧营造一个“想象中的强大中国”。而今，中日两国国力发生逆转，人们能够更加理性看待历史和对手，对于过于夸张的艺术手法开始反思和批评。
“雷人抗日剧”并不孤独
“高大全”宣传思维尚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宣传语境发生持续变化。人们清晰地记得，1984年天安门国庆阅兵式中，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时，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打出“胡哥加油”的标语。2009年2月，温家宝在访问欧洲期间，欢迎温家宝的中国留学生赫然高举“我爱宝宝”的字幅。近来，备受关注的“学习粉丝团”微博亲切地喊出“习大大”。而在此之前的“习大大”、“胡哥”和“宝宝”等称谓显得随意、自然、不拘一格，正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性格的体现，也折射出中国政治语境的深刻变化。
但是，中国的政治宣传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高大全”的宣传思维依然控制着中国政治宣传。雷人抗日剧中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处理”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人物的报道同样存在“高大全”现象，树立的新英雄形象都是在生活、工作、道德等所有方面尽善尽美。这种思维不仅在政治宣传领域存在，在当前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普遍存在。如某报报道一优秀女孩成绩优秀时，同时会强调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2013年4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并发表演讲，不但公布雷人刘海照，还拿自己开涮自嘲。此前，他在复活节庆祝活动上，打篮球曾经22投2中，惨不忍睹的命中率成为奥巴马开涮的笑料，博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时在早稻田大学与日本球员福原爱和中国乒坛一姐王楠对打，中国媒体普遍报道胡锦涛“球技精湛”，“一人力战两大名将”，并以“5:3嬴得胜利”。有日本记者私下告诉笔者，大家都知道胡主席乒乓球打得相当好，但战胜专业球员显得不够真实。政治家在很多场合完全可以“示弱”，尤其在文体活动中，灵活地自嘲不但不会给自己形象减分，反而会更加人性化。
“催泪”宣传比比皆是
“感动中国”真的会感动很多人，但新闻报道则不能掺入太多的煽情和泪水。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媒体充斥煽情和泪水;2011年日本地震后，日本媒体的冷静和理性让中国的有识之士佩服有加;2013年芦山地震后，煽情报道仍然依稀可见，不过明显更加冷静、理性和从容了，新闻报道更多地回归到提供资讯上。
同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自2002年举办以来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历程，“感动中国”是改良了的“催泪宣传”，起到了很好的道德训导效果。它一改过去“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主人公多为公众视野中的小人物，注重从平凡人、平凡事中挖掘感人要素，用平静的语气叙述平静的感动，给社会和人心带来正能量。
政治宣传的新要求
政治宣传新动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各国政治宣传正朝着人性化、趣味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政治宣传的人性化、趣味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政治领袖与政府越来越注重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重视形象塑造。
在当前中国，政治宣传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多元价值观。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宣传不需要洪钟般声音响亮、感情强烈的革命口号，更多的将是人性十足、实事求是的轻声细语。
对外交往中，人性化的政治宣传也得到积极运用。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时，每每发表演讲，都力戒单调枯燥的政治理念宣讲，而是融入轻松活泼的故事。在俄罗斯，他讲了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和中国汶川地震后中俄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故事，细腻、感人。在坦桑尼亚，他讲到正在坦热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引来听众的笑声。他在俄罗斯演讲中诠释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鞋子论”，《莫斯科时报》称习近平使用了“普京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
呼唤理性化政治宣传
雷人抗日剧中过度矮化对方、拔高自己的手法无疑是非理性的，是通过“想象的强大”来解气、壮胆。这种极度地矮化对方、拔高自己的手法，往往更受弱者青睐，如昔日的中国和今日的朝鲜。在新中国政治宣传史上，扭曲的宣传手法曾经把中国带入“大跃进”的灾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宣传与政策制定方相互“激励”，最终酿成历史灾难。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和执政方的逐步开明，政治宣传也逐渐走向理性化。
中国越来越明白理性化政治宣传的必要性，最近推出系列活动改文风、转作风，提倡“短、实、新”，反对“长、空、假”。习近平和李克强本人也讲了不少“接地气”的话，让民众听得懂、易接受。如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呼唤人性化政治宣传
还有一些宣传在进行道德训导时没有能够兼顾基本的人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被视为美德，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颂千年。红色经典中，共产党员为保护革命同志而牺牲家人的例子很多，曾经感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而今，最美乡村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最美消防员等“道德模范”轮番登场，他们有的身有残疾，却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奉献自己;有的身有重病，却隐瞒病情，一心工作;有的抛开重病妻子和年幼儿女，只身远赴祖国边陲埋头奉献。这些故事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但却缺乏对人性和生命的应有尊重。
人们反思“雷人抗日剧”的背后，是当前中国政治宣传在某些方面还一定程度滞后于社会发展。信息多元化背景下，必须改变政治宣传的思维和方式，少一些“高大全”、“长空假”，多一些理性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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