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是因为黄洋才知道朱令的?至少我是。细想，这是多么让人感到寒心的一件事。如果没有黄洋的事件，朱令的案子是不是就石沉大海，然后待到未来的某一天朱令死了，这件事情就彻底消失?有人说，事件之所以如此演变是因为科技远不如今时这般发达的九十年代，没有自媒体，个体的力量太过渺小，才会让曾经的鲜活的生命遭此大难却也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这种说法，如果说是在web2.0时代之前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不能为我们提供庇佑时的一种自慰之辞的话，那么，现在它就真的被广大网友印证了。为朱令抱屈、呼吁帮助朱令等信息出现在各个媒体上，其中以微博这一自媒体的发声最盛。最近，又出现了有关白宫网站有人为朱令请愿的事情。至此，朱令一事在全国网友们甚至外国网友们的热切关注下，被推至了舆论高点。
若说，18年前的朱令案因网友的关注成为舆论热点，甚至跨国成为美国白宫网站的请愿书是自媒体的一种胜利，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白宫网站被网友们五花八门的请愿给“玩爆”，却又让人觉得玩味：有人痛苦讲述各种考试的血泪史，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帮忙取消四六级考试和高考;有人吐槽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老板，请求奥巴马“逮捕”要求设计师反复改稿的乙方……虽说，这般请愿只是网友们的一次集中吐槽，但也突出了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意愿，因而网络上会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严肃与调侃可以并存，同样地，真实与谎言可以同在，而善意与罪恶也能相伴。
以上的欢欣与担忧，正如本期深度我们所关注的《社交媒体时代的怕与爱》一样，当“虚拟的世界”变得真实，当世界前所未有地“平”了，我们在正能量的信息传递和不和谐的声音之间，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个人信息以及隐私的暴露时，该如何应对?
在互联网上，自媒体——自我的小媒体，在近5亿网民、3亿微博的努力之下，焕发出巨大能量。本刊特约撰稿人汤嘉琛在《“微能量”：危机时刻的社交媒体》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正能量，他结合了近年来诸多的公共事件认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危急时刻的信息传递更及时，让救援行动能更好地开展，也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平台。这些蕴于社交媒体的“微能量”，在特殊时期都为社会蓄积了宝贵的“正能量”。
而如今兴起的自媒体，众生喧嚣，很多人参与进来，反倒容易迷失方向。易艳刚在《另一面：社交媒体的“四宗罪”》中提醒人们对社交媒体保持警惕。因为“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被广泛使用，‘摇一摇’成为新的交友方式。这种不同于传统交友的交际模式，显著增加了人际交往中的随意性，但这种随意性可能会让人们付出代价，因为社交媒体中暗含着太多陷阱和风险。”
此外，另一些人也在社交媒体时代看到了商机，这一点从前段时间闹得纷纷扬扬的微信收费一事便可窥见。在专题中，我们对此亦有所论述。特约撰稿人李啸天、王超分别在《“大数据时代”的商机》、《互联网企业为何热衷为自己挖坟》文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在“娱乐至死”的当下，同样是借助媒体这一工具，“抗日剧”最近也引起了网友们的抨击：抗日英雄徒手将鬼子撕开，手榴弹炸掉天上飞机，飞刀可以摧毁敌人重炮……为此，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早稻田大学博士赵新利特别回顾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政治宣传史，撰写了《“雷人抗日剧”的前世今生》一文，拟分析“雷人抗日剧”出现的历史原因，并呼吁在“信息多元化背景下，必须改变政治宣传的思维和方式，少一些‘高大全’、‘长空假’，多一些理性化、人性化。”
科技总承担着推进社会进步的责任。自媒体火了，在这其中，有人看热闹，有人真做事，有人盲跟风，无论怎样，只要我们不将自己绕进自媒体这个迷阵中无法自拔。那么，我们个体的力量，即使微小也能丈量现实，即使有时迷茫也能探测社会的温度，在自媒体时代微小的力量也能毫不察觉地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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