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跌倒在地。就在身后不远处，盘踞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伺机猎食她。目睹这一幕的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把它抢拍了下来。1993年《纽约时报》首次刊发了这幅照片，这就是后来在1994年4月获得普利策新闻图片奖的《饥饿的小女孩》。
这一幅图片比先前所有的相关文字报道加在一起，都更有力地引起了人们对身陷战乱之中的苏丹的关注和同情。成千上万的读者打电话给《纽约时报》，打听小女孩的下落。与此同时，盛名之下的凯文，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他为什么不去救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的朋友也认为，他当时应该放下相机去帮助小女孩。
事实是，凯文在抢拍完镜头之后，就把秃鹰轰走了，并目送小女孩走远。然后，他也瘫倒在一棵树旁恸哭。后来他解释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但凯文仍不能原谅自己。在获颁普利策奖仅三个月后，他被发现自杀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车内。人们在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凯文之死让人们无可回避地直面职业伦理与普适道德的冲突。凯文当然可以躲进职业伦理的掩体里保护自己，新闻从业者必须忠实于事实，无论这事实有多么残酷，而不能让多愁善感、脆弱和犹豫妨害了这种忠实。然而，这在普适的基督教伦理中却不能成立：如果没有首先救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么再多孩子的幸福也纠正不了这种错误。
凯文其实是死于这种尖锐却无解的冲突中，这是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指构成冲突的两方都各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又各有其适用范围，无法简单地用一方取代或容纳另一方，因此，终极合理性或正义就只能靠冲突双方的同归于尽来达成。从这个意义上，凯文其实死了两回，一回为职业伦理，一回为普适道德。
相对于这种悲剧，对摄影爱好者王霜的批评就近乎闹剧了。4月6日，泸州跑酷者王子健在沱江一桥上纵身一跃，消失在滔滔江水中。“对无意间拍下照片的王霜，很多人指责她只拍照片而不救人，骂她冷血、脑残。王霜觉得很委屈，因为王子健和同伴有说有笑，桥下还有他的朋友在拿手机拍摄，所以围观的人都把这当成了一场表演。”(引自央视4月13号《新闻周刊》，下同)
王子健的“纵身一跃”因为王霜的拍摄进入公众视野，也因王霜发布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而转化成一个类似交通安全的事件。她写道：“虽然我们90后喜欢挑战生活，喜欢游戏，但生命的游戏，我们玩不起”。《新闻周刊》评论说：“每个人都有追求个性和新奇的权利，但是，底线应当是敬畏生命。”跑酷者与环境的巨大张力取消了，这个事件对于平庸社会的巨大启示空间关闭了，它被做成了又一份对“人命关天”古老遗训的背书。
那些被远方被深处所召唤并听从了这种召唤的人，那些孤身下汪洋、单骑走大漠的人，那些依托大地向天空飞起的人，一言以蔽之，那些通过逸出日常生活秩序而走近自己、确认自己的神性气质的人，他们才真正有资格谈论“敬畏”。尽管在现实中，他们的生命因此受到了不确定性的威胁。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生命不重要，更不是说生命的消失可以是一件形同儿戏的事情。死亡不能成为一种恐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循规蹈矩里终老一生，死亡更不能成为取消生命多样性的借口。你可以贪恋生的安逸，你有权把生命的长度看作人生的全部并以此权衡得与失，但也请尊重有形而上冲动的他人去触摸生死的边界。不应该用贪生怕死式的生命态度垄断“敬畏生命”的含义。
对于跑酷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我相信社会是无权作出判断的。用“危险”来进行评价或实施劝阻，根本无法进入当事人的世界。“危险”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远非最重要的方面，更不是事物的全部。不妨听一下与王子健同属于泸州Spirit跑酷公社的曹钦的说法：“我们这代人，很多人在家庭里面，都无法展现自己的状态，很多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被尽量克制的，这样子不能，那样子不准，好不容易有个自我突破的平台，我们都会比较努力地去挑战一下。”
可惜的是，问题的这个面向，即跑酷者与社会与自我的关系的面向，在媒体空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不仅如此，有关这个事件的民意表达，再度印证了笔者观察已久的结论：对于稍微复杂一些或深刻一点的精神现象，我们现有的观念结构不但无法有效地处理和揭示，而且无法处理的症候都是一样的：高度的众口一词。在对王霜的批评中，除了对凯文事件的鹦鹉学舌之外，唯一的不同就是使用了“脑残”这类使批评变成谩骂的网络语汇。
把每个人的思考过程和结论都统一到标准程序和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体制，产生了恐怖的文化后果：绝大多数会打汉字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但观点相同，观察问题的角度相同，论证过程相同，而且语言也相同。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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