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随后加入纳粹党。校长之位，仅仅9个月，仿佛一次短暂的艳遇，却留下致命的影响，纠缠了海德格尔一生，也纠缠了雅斯贝尔斯和汉娜·阿伦特一生。
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记载了一个细节：海德格尔以大学校长身份来到弗莱堡，就纳粹的大学教育规划作演说。雅斯贝尔斯惆怅满怀地坐在前排。在与海德格尔一道回到自己家后，雅斯贝尔斯试图让海德格尔说出实情，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决不可能在犹太问题上认同纳粹。海德格尔说：“确实存在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危险的国际网络。”雅斯贝尔斯问道：“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堪承当统治德国的大任?”海德格尔回答说：“文化并不重要。他才能非凡。”那天，海德格尔早早离去，两位老友从此一生再未相聚。
海德格尔似乎在一夜之间彻底倒向纳粹的怀抱，他跟包括自己导师胡塞尔在内的所有犹太同事断绝了关系，并动用自己显赫的影响告发自己的同事和从前的学生。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斯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
海德格尔主动关上了与雅斯贝尔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对话之门。而海德格尔寄予民族“觉醒”厚望的纳粹则迫使阿伦特——海德格尔的爱者、崇拜者——一位德国犹太女性流亡他国。
对阿伦特而言，与海德格尔相遇也是一次致命的邂逅。自从成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后，她就守着一个人的爱情走完了人生。在马克·里拉笔下，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是由思考的激情而随之绽放了对彼此的激情。
1925年，海德格尔和阿伦特陷入热恋。这一年2月10日，海德格尔写道：“今夜我必定要回到你的身边，对你的心灵诉说……从今以后，你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存在将因你而获得提高……”时隔半月，海德格尔写道：“亲爱的汉娜，我着了魔。你安静的、亲爱的双手交叠，仿佛在祈祷，还有你光洁的前额，仿佛借助女性之美化身为魔鬼的守护者。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在冒着暴风雨回你住处的路上，你显得尤为优美和崇高。而我，我愿意每个夜晚都这样陪着你走。”
海德格尔这位哲人的笔下出现了少有的抒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冬天……当暴风雪在小木屋外肆虐的时候，我会记起‘属于我们的暴风雨’。你承载着我的爱。”这样的情书，情窦初开的少女无法抗拒。“无论如何，这场爱情是一幕司空见惯的戏剧，正朝着可预见的结局发展。”马克·里拉冷静地评述。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显示：两人的隐秘偷情持续到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海德格尔声誉鹊起，师生恋戛然而止。
阿伦特寄出了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她要他相信，她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护爱情免于世俗的束缚。她与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冈瑟·斯特恩缔结婚姻，并随丈夫搬到了法兰克福。
1930年阿伦特与丈夫一起拜访了海德格尔，这次见面让她真正清醒：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是悲剧，为了摆脱这悲剧而与他人结婚还是悲剧。
这位杰出的犹太女人绝望地离开海德格尔，离开了纳粹德国，一别就是将近二十年。这期间，阿伦特流亡巴黎、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民主政治的发言人，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因爱而分离，让她伤心欲绝，也让她走向独立和丰饶。
海德格尔在校长任上时间不足一年，但是他支持纳粹主义的重大决定却成为雅斯贝尔斯、阿伦特余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海德格尔接受清除纳粹委员会审查、身心疲惫不堪之际，曾遭其前恭而后倨的雅斯贝尔斯、曾被其始爱而终弃的阿伦特伸出了拯救之手。
雅斯贝尔斯留下证言：“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同时，他毫不含糊地说：“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在今天其教育效果是极坏的。”
阿伦特也一直寻找各种机会为海德格尔辩护。1946年阿伦特发表了《何谓存在哲学》，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像崇拜”，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信仰，与其归因于人格的缺陷，不如说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使然。她与雅斯贝尔斯商量，劝海德格尔反省，公开忏悔，但被海德格尔拒绝。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日，阿伦特依然致力于解决海德格尔的问题。
在《海德格尔》一书中，德国作家萨弗兰斯基说：“海德格尔，他的生涯、他的思想，是一个漫长的传说。其生命中绽放的，是整个20世纪人类的激情和灾难。”
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评价：“在我们时代的智识困境中，帮助我们的只能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这里有一个大麻烦：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激情、灾难、大麻烦，这是海德格尔与政治邂逅留下的关键词。
当海德格尔背负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古拉来?海德格尔之于希特勒，俨然柏拉图之于西西里岛暴君戴奥尼素。暴君依旧在，千载夕阳红。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教训：如果让哲学家当国王，那么结果是，要么哲学被破坏，要么政治被破坏，还有一种可能，两者都被破坏。
叙古拉的诱惑，是知识分子应对政治学术问题的典型试题。雷诺·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给出了一个答案：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在于——为自由民主政治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各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不正义。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
以此判断，被马克·里拉推上考场的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力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当在及格线以下。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