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如今“深呼吸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倒成了现在老百姓最幸福的追求，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假如用发展所获得的效益，不能弥补破坏带来的补偿，那么发展就是无用功，这就要思考我们发展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习近平这席话振聋发聩，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警钟长鸣之效。
长期以来，人们熟知“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但很少思考“我们的发展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有限改革，取得了GDP增速世界第一、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若全面和理性的分析则会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十分严重、成本巨大。
依靠投资和地产
中国的经济基本不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而是靠大量投资以带动更多项目上马的拉动。2010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财新峰”会上说，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7%，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中国2011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GDP的49%。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这些投资很多并不是为了促进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拉动短期GDP指标。在投资不能创造足够回报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倚赖投资水平就会不断上升，也就说只有不断加大投资，才能把GDP往上升。
中国GDP中很大比例靠“卖地”支撑。中国社科院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
2010年1月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卖地”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
广东认真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邓良平说：其实中国人不用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停拆房子，建新房子，土建的成本是固定的，房价如果维持目前的位置，每一平方就能创造出好多钱来，10亿平方米能创造多少财富了?
2013年3月政协委员崔永元在分组讨论会上说：“现在拆迁拆得越来越可怕，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强拆来追求GDP代价太大，早晚要还。我愿意用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非常严肃地提出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重视GDP?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是不是能选择平和的方式让社会有序的发展，而不是社会野蛮地发展?”
粗放模式
中国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牺牲后代子孙赖以为生的资源、透支后代子孙的福祉为代价获得的。如2005年中国大陆消耗了世界47.7%的水泥、39.6%的原煤、31.8%的粗钢、24.4%的氧化铝。2006年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2011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公布：GDP不足世界10%的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占世界的 20%。
中国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大面积土壤被重金属污染毒化。中国水资源消耗惊人：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
廉价劳动力
低人权优势是中国GDP高涨的重要原因。著名学者郎咸平说：把全国人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一个数字：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那简直是太乐观了，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而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2013年3月16日晚劳春燕主持的《焦点访谈》谈到工资改革时提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中，工人工资占到企业运营成本的50%，而我们的企业，工人工资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廉价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文中提到，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德国人对资中筠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因为中国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罢工，工人一罢工资本家就得让步。而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最恨中国，因为资本家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nextpage$
污染严重
中国环境严重恶化，已经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全。自2007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13年1月15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在全球10座污染最严重城市中，有7座在中国大陆，即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和石家庄。报告称，中国大陆500座大型城市中，空气达到世卫组织标准的不足10%，亦即中国90%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2013年3月15日新华网报道，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提到，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个地区每年出现雾霾的天数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超过200天。“北京脏得像鬼子放了毒气弹!”这是2013年1月网民在微博上的哀叹。
现在，全国9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在农村，则有3亿多人喝不到安全水。早在2010年5月份《半月谈》就刊发了《地下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的报道，证实有企业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表示：除挖渗坑、渗井偷排外，有的企业用高压泵将污水注入地下，南方一些企业甚至将污水排入地下溶洞……地下水特别是深层地下水是经过漫长过程形成的，如若污染，很难清除。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表示，2011年环境重大维权事件增长了120%。
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燃煤、汽车尾气和特定的气候条件，根本原因则在体制。2013年1月下旬，首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坦言，中国今日的严重环境污染是过去40年来“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对权力缺乏监督，允许政府无视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结果。在2013年3月两会上，刚卸任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环境保护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冲动。不惜‘血本’，‘上大项目、大上项目’，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撑。如果这些项目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环保压力将更大。一些企业飘红的业绩背后，染黑的是良心。”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2013年1月17日刊文，引述中国大气物理学家王思跃的话说，“中国的体制不够完善……领导人只盯着经济。”中国想要打赢治理空气污染这一仗，必须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假冒伪劣充斥
高涨的GDP中包含了大量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2011年5月27日《法制日报》报导，公安部特邀15位监督员参观了收缴的伪劣商品展览，包括假烟酒、假食品、假药品、假种子、假名牌服装箱包等等，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高峰将当前伪劣商品形势概括为：无处不假，无货不假。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人民日报发文提到，现在每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再到毒米粉等，名目繁多的化学食品和农药残留直接对人体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危害, 使中国人再度成为新时代东亚病夫。“2012，皮鞋很忙”：“两只皮鞋，跑得快，一只变成酸奶，一只变成胶囊，真奇怪!”黑心食品的猖獗，反映了社会道德在商业活动中严重扭曲，也反映了人的生命和尊严不被尊重。
水质污染，空气污浊，再加上毒食品的危害，使我们的健康安全失去保障。现在，癌症村正一个接一个地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中国环保部2013年2月20日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提到，中国大陆化学品污染十分严重，市面上已经发现有3千余种化学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癌症村”遍布全国，超过247个。
新华网2013年2月28日发表文章感慨道：连干净空气和水都成了奢侈品，要GDP有何意义?没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有什么用?钟南山院士也在2013年两会上强调：“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面对国人恶劣的生存环境，他痛心疾首：“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的，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贫富差距悬殊
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说，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引用同样的数据指出：“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研究披露，中国最高10%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已经高达65倍，其中以国有垄断性部门人员的财富累积最为人所诟病。《中国的家庭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75%的储蓄源于10%的人口，他们主要是政府官员、大企业老板及房地产开发商等。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贫富差异程度，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2010年5月21日新华社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2012年12月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说：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显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上少见。”香港《争鸣》杂志2012年11月号披露的《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的内部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613，社会贫富悬殊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201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2011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人民币(2008年定的1196元)，贫困人口总数将为1亿左右。实际上，年人均1500元人民币，日均收入仅为0.63元美元，也只是解决吃的问题。目前世界银行定的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2美元;绝对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1.25美元。若按此标准，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实为3亿左右。
贫富两极化的根源是特权。吴敬琏在《贫富差别扩大首因是腐败和垄断》一文中强调：“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
面对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上述习近平所说的话意义重大，警醒人们认真思考：“我们发展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发展经济只是保障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哪怕GDP超过全球总量也无意义。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症在政治。2010年10月29日《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文章说：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印度辛格总理曾在华府演讲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中国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指出：“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这些话，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作者为河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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