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必须要注入人文理念才具备生命力。如何在城镇化发展中建设宜居城市，这是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高调推出“宜居城市”的理念，这无非是因为许多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了。
以笔者生活的北京市而论，早在2005年初，它就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率先引入了“宜居城市”的说法。但几乎就是从那个时刻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翻着跟头地向上攀升，交通也很快就拥堵到无可治理的程度，而今年1月以来持续不断的严重雾霾天气，更使人感到当初那个“宜居城市”的设想无异于镜花水月。
弥漫着数据崇拜气息的评价体系
更为反讽的是，即使遇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在近年来国内和国际的一些宜居城市评比中，北京市却一向位居大陆城市的前列，这不免让人对“宜居城市”的评价体系产生怀疑。
2007年5月，中国建设部科技司验收和颁布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该标准涉及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等六大指标以及近百个子指标，其评价采取百分制，宜居指数达到80分以上即可认定为“较宜居城市”。根据这个面面俱到的评分标准，北京的“宜居城市”得分在国内各城市中自然会遥遥领先。无独有偶，近来在网上看到一则“中国10大宜居城市调查”也把北京列入榜单，理由是“十大宜居城市中北京最大气”。与之并列的还有“十大宜居城市中上海最便利”，“十大宜居城市中广州最具有经济活力”，等等。
不客气地说，以上这些弥漫着数据崇拜气息的“宜居城市”评价体系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忽略了一个常识：即“宜居城市”的评价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丑遮百俊”的。具体来说，即使一个城市在多项指标中都有上佳的表现，但只要空气质量严重不达标，地表水和地下水严重污染，或者水资源严重超过承载阈限——只要粘上以上任何一条，就不可能是个“宜居城市”。
上述《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还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无助于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那个明显的痼疾，即“千城一面”。
“三原则”根治不了“千城一面”
在20多年来大拆大建的中国城市化大潮中，不仅内陆古典型城市(如北京、西安、洛阳等)在城市形态上变得与沿海近代城市(如大连、上海、深圳等)高度趋同，而且几乎所有后来发育出来的小城市也一律按照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城市的模样来打造自己：风水绝佳气派十足的政府大厦、宽阔坚硬的城市中心广场、作为城市地标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时尚前卫的CBD商业区、顶着各种古怪洋名的房地产开发区，以及迅速萎缩的旧城街区等等，这些要素几乎成了中国当代城市格局的模板。
当然，中国地域如此广阔，若只有三个五个城市显得彼此雷同，那也不算什么。但想到中国大陆目前有4个直辖市，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和370多个县级市，千城一面显然会使人感到极度的荒谬和无聊。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国家发改委领衔十多个国家部委编制了《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旨在加快推进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该规划涉及到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1万多个城镇和几十万亿的投资。它谈到“新型城镇化”的构想时提出了“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和“可持续”的三原则，但从这三个抽象原则，我们实在看不出疗治千城一面这一顽疾的药方。
其实，无论是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还是前面提到的城市自然生态恶化或文化生态衰退的问题，基本都源于一种陈旧的城市发展观。
应超越两种城市发展模式
陈旧的城市观是中国历史上“官本位城市模式”与西方舶来的“福特型城市模式”的杂交复合体。
所谓“官本位的城市模式”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先秦时代起，中国不同等级的城市大体按照相同的城邑营建制度来建设，《周礼·考工记》对这个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根据这样的营建制度，城市的中心位置一定是统治者的居所和治所。因此，王城的中心是王宫，府县一级城市里居于中心的一定是衙门。这种中心城市格局使官本位意识在城市空间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让人想不到的是，虽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官本位的城市格局竟然在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得到再现。
笔者近年来调研过不少地级市、县级市乃至乡镇所在地，那里的政府大厦(包括市委、市府、人大、政协以及公安局、法院等)几乎一个赛一个的气派，每个城市大厦前面必定会有个气势恢宏的广场。
官本位的城市模式不仅会强化官员群体的高高在上意识，以及国民心理中的趋高惟上的积习，还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北京市就是个明证。为解决中心城市的拥堵问题，近年来北京市政府一直努力打造人口疏解方案。但由于中央政府及所属各部委、市政府及所属各部分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因此教育、医疗、商业、金融等服务设施也就集聚在城市中心区。这个格局不变，北京的城市疏解就是个无解的死结，北京的城市拥堵就只会日甚一日。
当然，在今日中国的城市，官本位不再是统摄城市空间营建的唯一原则。在这个追求GDP高增长的时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巨大的竞争性生产单位。前些年中国东部一些城市每每以“世界工厂”自诩，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它们把自己的城市变成了“工厂世界”。
近年来这些城市又号称要实现转型升级，把“世界办公室”当做自己的发展目标，但那显然只会使城市变成“办公室或写字楼的世界”。总之，把城市作为生产单位，这成为中国新老城市空间布局的主要目标。而这样的城市格局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就有“福特型城市”的说法。它依照福特牌汽车装配线的模式，将城市区分为交通枢纽区、工厂区、工人居住区、商业区、金融区等模块。我们熟知的“CBD”这三个字母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它是英文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一语的简写，常常被当做福特型城市的象征。
福特型城市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但却可能破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生态和市民生活质量。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样的城市模式在发达国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这样的模式又在中国大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破坏力度重演了一回。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大陆数以千计的古城镇和旧街区毁灭殆尽，其破坏速度和程度超过素称“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此外，成百上千福特型城市的出现，也使中国的自然生态整体面临严峻的危机：矿山透支性开发，地表水大面积污染，地下水资源几近枯竭，垃圾围城现象普遍，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自然生态整体受到破坏后，单个城市的“宜居城市”建设规划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以今年1月份以来的雾霾天气为例，它的最大覆盖范围超过200多万平方公里，“掩埋”了数以百计的城市，这些城市在这个大环境下是难以独善其身的。
总之，“官本位城市模式”+“福特型城市模式”，是造成中国当代城市化的深层矛盾的根本原因。如何超越这两种城市发展模式，形成一种使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生死问题。
我们知道，自2000年至今，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每年平均1.3以上。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1%。每年有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规模(2千万人以上)进入城镇。面对这样的城镇化规模和速度，不反省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找不到新的替代性模式，其结果是极为堪忧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链接】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催生了城镇化诉求，而后者扩容又可以为地方经济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城镇化已成为当前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工作之一。
然而，一些地方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了“摊大饼”特征，即重视房地产等硬件开发而忽略地域经济文化特色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以至于“千城一面”、功能重复的症结突出。
事实上，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也曾经历城镇化加速期，但由于当时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导致了各地城镇建设无序、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频发。为此，联邦政府随后提出城镇化要沿着以人为本、永续发展的路径深入推进。此后通过大批兴建廉价公寓、投入教育资源帮助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创造新兴工作岗位等举措实现了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可见，中国要避免走美国推行城镇化之初的弯路，就必须要尽早赋予城镇化“灵魂”，无论城镇规划、公共服务还是产业转型方向，皆应以“人”为出发点。而陈锡文委员此次所强调的“保护农民利益”，与这一思路不谋而合。
具体而言，在推行城镇化伊始，地方政府就应当体现出对农民的关怀情结，不应将政绩依托于压低征地成本，而应当充分汲取民情民意，使农村转移人口的土地收益合理转化为财产性收入。需要提及的是，将农民变身为市民并非仅仅在形式上让其放下锄头、住进高楼，农民融入城镇生活还有更多深层次内涵。首先，摆脱对土地依附的农民自身意识改观要有一段时间沉淀。例如，农民过去前院后坝用水吃菜自己供给无须花钱，现在住进商品房要缴纳水费、物管费，这就需要一个思想上逐步接纳的过程。其次，农民安于做市民的一大前提就是要有尊严地生活，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依照当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规划新城镇范本，并尽可能提高社保体系及廉租住房的覆盖面，让这批新兴市民的生活后顾无忧。再次，对于农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用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政府部门也应当通过提供技能培训、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等举措给予弥合。
当然，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完全摒弃，而是要将城市氛围与传统人文有机结合：对于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可以结合当地旅游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对于年轻一代融入城市节拍的诉求，则可以引进现代工业，鼓励年轻人积极探索和学习。唯有如此，城镇化绩效才能得到长期维系和彰显，社会和谐氛围也将会因此而更加浓厚。
(马红漫《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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