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将最早的城市化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而在中世纪，欧洲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去城市化”时期，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在希腊-罗马时代盛极一时的城市，都衰落甚至消失了。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乡村向城市演变、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并转化为工商业人口的趋势变得愈益明显。1867年，西班牙人塞尔达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率先使用了“城市化”(拉丁文Urbanization)一词，此后这个词成为国际公认的“城市化”专有名词。
城市化：由点到面，不断提速
尽管1867年才出现“城市化”这个名词，但一般认为，早在19世纪初，城市化进程就随着工业革命而展开，城市扩张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工业的发展又让失地农民大批进城成为产业工人，城市面积的扩大、产业工人的增多，则让为这些服务的城市商业和服务业随之发展起来。
一般认为，城市化率30%、50%是两个关键节点。超过30%，则城市化的速度会大幅提高;超过50%，则该地区的城市化已初具规模。全球范围内，1900年城市化率为13.6%，1950年为28.2%，1960年为33%，1970年为38.6%，1980年为41.3%，到了2011年，已达到52.1%。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内看，1960年代起进入城市化提速阶段，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则已进入初步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历史性地从总体上超过了农村人口。
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且不断加速，按照经合组织有关资料预测，到2050年，全球总人口将达到93.06亿，其中城市化率将达到67.2%，2011年至2050年全球将新增人口23.32亿，其中城市人口将增加26.2亿。
从1800年至2010年，全球人口增长6倍，而城市人口则增长近60倍，都市化进程可见一斑。
全球城市化发展水平并不平衡：除了一些弹丸小国或城市国家，其城市化率近乎100%外，城市化较发达的国家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拉美。如比利时(97%)、委内瑞拉(93%)、乌拉圭(92%)、阿根廷(92%)、英国90%)、澳大利亚(89%)、智利(88%)、新西兰(87%)、丹麦(87%)、巴西(86%)、瑞典(85%)、美国(82%)、荷兰(82%)、加拿大(80%)、西班牙(77%)、法国(77%)、挪威(77%)、德国(74%)、俄罗斯(73%)等。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则集中在亚洲、非洲等地，尽管这两个大洲也存在一些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总体城市化率却只有40%左右。预计亚洲在2020-2025、非洲在2045-2050年间，都将突破50%的城市化率门槛。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亚非不少国家总体城市化率不高，但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却很可观，许多大型、超大型城市便分布在这些地区。
城市化模式的多样性
城市化的模式是多样性的。从城市规模和集中度分，有国家城市模式、中心城市模式、都市圈模式和小城镇模式。
所谓国家城市模式，一般为一些小国，整个国家最终被整体城市化，如新加坡(城市化率100%)、科威特(98%)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谓中心城市模式，即在国家中存在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复合功能为一身的大型中心城市。如法国，全国人口不到6400万，号称“法兰西岛”的大巴黎地区就聚集了1200万以上的人口，占全法国总人口18.8%，即每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居住在大巴黎地区，而GDP总量更占到全国近30%，绝大多数法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运河干线，都要通过巴黎辐射出去。阿根廷、乌拉圭等也是典型的中心城市模式。
所谓都市圈模式，即在国家中存在若干个大型都市圈，这些大型都市圈人口之和，在一个国家内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化格局，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分布很广，其中既有大国(如美国)也有幅员不算大的国家(如日本)，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玻利维亚)，既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有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如印度)。
所谓小城镇模式，即国家或地区内城市化水平很高，但城市人口分散在众多小城镇，中心城市不突出，大城市数量较少。最典型的是德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鲁尔区，尽管城市化率超过90%，但整个区域内只有埃森、科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等四座中等城市，其余均是小城市和城镇。
按照城市化形成方式分，则有政府规划型、政府调控型、自由发展型和输入型等。
政府规划型，即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强行规划，并采用强制手段完成城市化发展，甚至“人造城市”。前苏联在城市化过程中曾实行过这种方法，法国在第二帝国时代改造巴黎时也采用过，巴西的巴西利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缅甸的内比都、坦桑尼亚的多多玛等新城，更是平地拔起的“人造都市”。这种城市化模式一般适用于行政权力强大、集中的国家，或在人烟罕至的荒地上建城。
政府调控型，即政府制订城市化蓝图，但并非采用行政强制，而是以市场引导的方式实现蓝图的功能分布，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多数欧洲工业化国家近百年来的城市化进程，都采用了这一模式。
自由发展型，即政府仅通过土地功能区分，粗略地划定城市化界限，其余则任由市场调控和社区自理，这种形式主要出现在北美，其特点是形成许多中心不突出、占地面积大但人口密度不高的城市群。
输入型则多出现在前殖民地或发达国家的后进地区，特点是畸形发展、过度膨胀，但整个经济依附于地区之外的发达国家、地域。
“城市化病”和各国应对之策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象征，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城市化病”。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环境代价。由于城市人口、工业过于集中，交通密集，自上世纪40年代起，工业化国家陆续出现了所谓“八大公害”事件，比较突出的包括伦敦雾霾、日本东京和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日本米糠油事件等，人口的过度集中，令这些城市化公害往往造成重大损失，空气、水、土壤受污染情况也较为严重。
其次是宜居程度下降。都市化令大量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造成都市中心区房价高昂，物价飞涨，交通拥堵，严重影响城市功能发挥和城市居民的宜居性。
第三，城市规模、功能的膨胀导致乡村和边远城镇空洞化，大量贫困人口涌入中心城市边缘或市中心，或形成规模庞大的贫民窟，或与中产阶级、富裕阶层混居，形成社区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安定。人口的过度密集又造成大城市失业率飙升，社会闲散人口增加，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猖獗，警民关系对立，并形成连锁反应、恶性循环。
各国、尤其各工业化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正视“城市化病”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城市功能分散化。如今许多工业化国家不再单纯追求大都市、中心城市的片面发展和复合功能，而是尽可能将不同的功能“分拆”，如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工业中心和第三产业中心分离，不同性质的工业中心分离，等等，从而缓解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交通、污染、就业、住房和社会压力。
加速发展小城镇和乡村都市化。美国、德国、丹麦等国自城市化之始就较为重视小城镇、乡村都市化的建设，走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从事农业的乡村人口和小城镇居民在城市化生活素质方面，和大都市居民相当、甚至更好，从而有效避免了“乡村空洞化”，缓解了大型中心城市的压力。
重视城市区域规划。这点以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做得最好。在中心城市扩张“提速”的关键阶段，伦敦、巴黎都动用行政力量编制大伦敦、大巴黎总体规划，力争通过城市发展区和农业区、卫星城镇和中心区、工业区和商业金融区的统一规划、布局，实现城市化的协调、有序，避免“城市化病”的蔓延。
(作者为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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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城市的道路之分”是一个伪命题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大战略、大课题。十八大报告强调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央对城镇化高度的新定位引发了学界对城镇化的研究热潮，两会期间城镇化又成为代表热议的话题。
在当前有关城镇化的探讨中，城镇化、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是常被提起且容易混淆的几个概念。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看来，“城市化”和“城镇化”如果说有差别，也只是后一提法会提醒人们别忽视小镇或小城市的重要性。多数习惯使用“城市化”提法的人士，也并不反对发展小城镇，同时也不赞成巨型城市过度膨胀。翻译为英语，城市化和城镇化只能用一个词：urbanization。目前大家按中央文件的标准说法，统一使用“城镇化”这个词语，自然也很好。
关于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以什么规模推进，有人说以大城市为主，有人说以中等城市为主，还有人说以小城市、小城镇为主，观点各异。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当前所谓的“大中小城市”的研究、“大中小城市的道路之分”，是一个伪命题。
第一，老百姓选择就业，自己会选择流动方向。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提出发展小城镇、发展中等城市、控制大城市等，结果根本干扰不了这个流向。人的选择是不受这样的政策干扰的，所以提出“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第二，行政等级化的资源分配体制，决定着资源一定是流向高等级城市。举个例子，计划分配的土地资源，基本上被省会城市所截留。在这种行政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下，应警惕大中城市对于新兴的有活力的小城镇的剥夺。如沿海一些省份的地级市、县级市发展速度之快，城市建设水平之高，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以行政手段向下获取资源。城市化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人口的转移，从沿海地区一些小城镇发展的历程看，一些传统体制下的小城镇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具优势，但在体制上仍然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在推进城镇化的探讨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过去的城镇化与中国过去行政主导下的工业化过程很相似，新型城镇化又该如何汲取中国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城镇化比工业化复杂。比较起来，一个工业项目定错了，一个厂子建错了，比起城市布局、投资和建设的出错，太“小巫见大巫”了。要承认，城市出错的迹象，现在已经不少。一个明显的情况就是人口特别愿意去的地方，经济聚得起来的城市，投资不足、设施不足、承载力不足。反过来，有不少地方，路修得宽宽的，楼盖得高高的，新城建得远远的，就是没人气。两边都不经济，何以至此?细究下去，还是现有的城镇管理是高度的行政化，从城市设立、土地获得、建设规划、福利标准，全部靠行政审批。如果拿工业化的经验来参照，现行的城市体制，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制，似乎更依赖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怎样避免过去重物理外观、轻权利制度安排的偏向，怎样减弱行政主导城市化的色彩，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民办元素和市场元素，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题目。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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